“刘易斯模型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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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人保部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我国农民工约2.25亿人，其中1.4亿人为异地迁移。 农民工的数量约占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一半。 农村劳动力转移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而且转移的劳动力大多是剩余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力和留守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这个表

第一个问题是，我国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大部分以年轻、有文化、男性为主，从而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低素质化。 根据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154个村10636户的调查数据，外出务工人员11946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45.4%，相应留下农民占54.6%。 这些留守农民中，女性多于男性，女性所占比例达到56.2%，其次是留守农民年龄较大，41-50岁、50岁以上两个年龄段的留守农民所占比例分别达到41.4%、26.1%，两者合计67.5%。 再次，留守农民文化程度下降，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达到62.9%。 我国其他地区的调查数据与湖北长阳基本相同。 这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持续20多年后，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留守农民呈现低素质化趋势。 这与刘易斯模型的描述大不相同。 事实上，路易斯、兰尼、费等二元经济模式的建设者都将农村劳动力视为同质。 也就是说农民之间没有文化差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他们的生产率相同，假设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非农部门转移时，农村剩余农民的数量相对或绝对减少，但这些留守农民的素质不会下降。 这显然与我国的现实不一致。

第二个问题是，我国农村转移的劳动者大部分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 根据湖北长阳的调查数据，11万多农民工从事建筑业、采掘业、手工业、电子电工等制造业、家政服务、餐饮服务业、保洁保安等领域，很少有人在正规部门工作。 他们大多从事繁重的劳动，工作辛苦，报酬低下，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程度低。 这和路易斯等人的解释完全不同。 刘易斯等人假设城市充分就业，只有农村有隐蔽性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后很快就可以就业。 他们没有区分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这隐含着假设流入城市的这些新人和现有的城市工人一样，可以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 特洛伊对刘易斯模型提出质疑，假设城市有失业，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 因此，他认为流入城市的外来者暂时可以在非正规部门找到暂时的工作，但最终会在正规部门找到正式的职业。 事实上，托尔达罗所论述的情况比路易斯领先了一步，但依然与我国的现实不符。

流入我国城市的农村劳动者除了少数外，大部分都不是暂时的，即使在城市呆了10多年，也决不能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 原因很多，第一有两点。 一是这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 这是因为没有达到城市正规部门对工人技能的要求。 二是城市正规部门设置了多个城市户口等不合理的就业门槛，将大量农民工排斥在正规部门之外。 这可能是首要原因。

第三，中国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者，大部分不是他们所从事城市的正式居民，仍然是农民的身份，即使他们在城市住了10到20年，也只有临时居住证。 农民工这个概念恰当地描述了流入城市的农村工人的身份特征:他们既是农民，也是工人。 他们说是农民，因为他们的户口在农村，不在城市，不是城市居民。 他们说他们是工人，是因为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在城市工作或做生意。 在快速发展的经济学中找不到农民工这个概念。 在刘易斯模型中，只有农村生活人口流向城市的概念。 这个流程是永久的。 也就是说，农民一旦流入城市，就会成为城市居民，不再具有农民身份，他们也不会再次回到农村。

我国的这种乡城劳动力转移是不完全意义上的人口流动，与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有关。 一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城乡分割管理体制将大量农民排斥在城市门外，使得在这些城市流动的农村劳动者无法在城市安家立业，目前这个城乡分割的制度逐渐放宽，但还没有完全开放。 二是这些农民工工资水平太低，无法用他们微薄的收入在城市购买高价住房，城市建设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除了杯水车薪外，基本上还排斥农民工。 三是中国的土地制度不希望农民放弃承包地。 这是因为无法切断与农村的联系。 在这三个理由中，第二条有可能是第一。

最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越来越大。 根据工业化国家的快速发展经验，在农村生活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0%以下的情况下，该国的经济可以说实现了工业化。 我国目前仍有4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 因为，我国还不是工业化国家。 理论上，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还很大，但将这些农村农业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越来越困难。 如上所述，我国农村留守农民呈现低素质化，年龄大、文化程度低、女性多。 虽然有很多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但由于自身素质低，这些留守农民无法流动。 也就是说，我国在存在规模较大的农村劳动力时，劳动力转移停止的现象被称为“劳动力转移陷阱”。 这样的现象在路易斯等人的二元经济快速发展模式中不存在。 刘易斯模型只考虑城市工业部门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吸收能力越强，农村劳动力转移越多，最终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工业部门完全吸收，于是二元经济消失，工业化实现。 尼斯费模式除了考虑工业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外，还考虑到农业和工业的平衡增长问题，在工业部门扩张，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也要保持相应的增长，以使粮食供应的增长能够满足全社会对粮食扩大的诉求。 如果能满足粮食供应日益扩大的诉求，劳动力转移将顺利进行，直到所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 但是，拉费模式也没有考虑到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越来越低的问题。 这也是因为没有考虑到“劳动力转移陷阱”的问题。

以上讨论的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四个方面的问题，是迅速发展经济学未考虑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发生过或不太严重。 这些问题可以看作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它们对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已经或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如果不认真研究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政策加以处理，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就会受到阻碍。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快速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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