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看“富士康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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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有人去世了，但他们死去的方法会让活人深思。

因此，我们特别要求相关专家从多个角度解读自杀现象，让更多的人了解它，更珍惜生命，更爱他人。

而且，所有人都期待着将爱付诸行动。 让所有的心远离痛苦，让所有的生命都快乐平静。 青春本来应该是充满活力、绚烂美丽的，但富士康的10名员工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让这些年轻人选择极端的方法呢？ 应该如何预防这类事件的发生？ 本报记者今天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张新。 张新心情沉重，有分歧。

记者:富士康为什么连续自杀？

张新:我想所有人都会为在富士康的连续悲剧感到悲伤。 在接触越来越多的富士康资料之前，光靠媒体报道是不能做出正确评价的。 这里只谈前人的研究。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自杀率高的两个年龄高峰，一个是17至29岁，另一个是60岁以上。 在这两个年龄阶段，个体的心理变动和变化很大。 从17岁到29岁，人的自我意识提高，必须开始独立审视世界和自我，完成融入社会、找到自我社会定位的过程。 而且，60岁以后，人类的身体和心理机能逐渐减弱，渐渐辞去工作，开始退出社会。 因此，心理平衡和社会适应变得特别重要。 如果个体在此期间能得到良好的外部资源和社会支持，将非常有利于度过自杀的高危年龄阶段。

在富士康事件中，自杀者都属于上一个年龄阶段。 这些孩子远离家乡，远离亲戚朋友，来到深圳打工，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周围的环境与家乡大不相同，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冲击。 这个时候，他们如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自己不够成熟，不能适应周围环境的巨大变化，而且公司的小环境不能提供足够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支持，他们中可能很少会因为无力感和绝望感而选择轻生的极端行为。

就人类个人而言，自杀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个是适应不良。 简而言之，个人觉得自己没有应对外界要求和压力的能力，与其束手无策，痛苦地活着，不如轻举妄动。 另一个是为了过度适应，与上述情况相反，个人过高，有着完美主义的理想和自我人生的设计，当他发现现实离理想很远，自己无法改变的时候，可能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轻生。 我个人的评价是，富士康的自杀者可能前者多。

如果只把一个公司、一个组织、员工当成机器，当成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他们只是贩卖劳动力下等人，缺乏赤裸裸的管理条例和上下级关系、人文关怀，没有信息表达渠道和氛围，这些年轻人的烦恼、犹豫、犹豫。

记者:美国金门大桥曾经是“自杀圣地”，法国埃菲尔铁塔也长期受到许多自杀者的困扰。 富士康“十连跳”有相互影响的因素吗？

张新:在前面的一两件自杀悲剧发生后，口口相传的舆论不仅同情自杀者，而且可能认为用这种方法唤起了人们对政府和社会同样命运的关注，所以很多评价缺乏建议。 这样的评价可能会鼓励处境相同的人效仿，这样会提高被他人严重压迫的自我尊严。 得到尊严和体面也许是他们最基本的需要。

记者:悲剧发生后，富士康邀请了高僧的方法论，在企业内设立了通风室。 你能这样处理问题吗？

张新:我认为目前可行的处理方法之一是派遣由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组成的第三方专家小组到公司。 据报道，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已经联合组成特别主题调查组进入富士康。 这个调查组不能代替专家小组。 专家小组介入后，一方面可以安抚自杀者们的许多年轻同事，另一方面可以从中立、客观的角度科学地解读事物，也可以为富士康提供同类公司，甚至整个社会的血的教训。 “不知道庐山的真实面目，只是因为在这座山上”，企业自身的专家团队可能不能像第三方专家一样，客观分析公司和员工的关系，找出问题的核心。

记者:自杀是有生物学原因的，动物界也存在。 但是，人类的自杀行为是否应该从心理、社会的多个角度来拆解和寻求处理之道呢？

张新:自杀当然可以从人的生物属性中分解出来，但人的社会属性提醒我们要更加关注各类组织和整个社会的责任。 我们说，人的心理健康会受到许多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贫富差距的扩大、公司缺乏人文关怀、社会评价体系的参差不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在当今社会有很多需要我们反省的问题。 例如，这几年，社会对成功者的评价似乎越来越单一，越来越量化。 成功的成年人该怎么办？ 有钱是成功吗？对孩子来说，成功是什么？ 分数高是成功的吗？ 在模糊的评价体系中，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仁义礼智信、现代化中的平等、公正、和谐、社会整体道德规范、法律制度的遵守等，都落在了价值体系的后面。 其实，什么是成功？ 在人的一生中做适合自己能力的事，把这些事做好，为社会做贡献是成功的。

行为遗传学有一个平衡公式，世界上所有的生命现象(包括动物、人类等)在历史的大尺度上都有平衡点。 在自杀、生病、死亡等部分时间段生命现象下降的情况下，证明了社会规律而非生物规律在这个阶段起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这个平衡理论，我国社会今天的极端事情似乎有点多。 自杀等情况频繁发生，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也可能是社会因素造成的。 我必须承认，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心理比老一辈脆弱，但相反，我们也必须问问。 现在的社会压力比过去增加了很多吗？ 保障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不仅是心理学从业人员的责任，也是一项诸多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整个社会关注。

(本报北京5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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