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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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是钱学森同志是优秀的科学家，也是优秀的爱国者和优秀的共产党员。 哲人逝世，功业永存，风格永存。 为了缅怀和追忆这位科学巨子，本报特别发表了编辑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与研究”部的《钱学森同志言论选集》，供大家阅览和研究。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资料照片)

一、关于回归祖国

我是中国人，我来美国学习科学技术。 我的祖国需要我。 因此，我总有一天会回中国。 我不打算一辈子住在美国。

谁也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不属于人类。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在美国，每个人工作后，一定会把他的一部分收入交给保险企业，在晚年退休后使用。 在美国期间，有好几次有人问我是否存了保险金。 我说我一美元都没存，他们听了觉得奇怪。 其实没什么奇怪的。 我是中国人，所以不打算一辈子住在美国。 得知1950年前新中国成立，以为机会来了，觉得应该回到祖国。

——《一切成果归党集体》、《人民日报》( 1989年8月8日)

今天我们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感受到无限的喜悦和兴奋。 在过去的四五年里，由于美国政府的无理羁押，回国无期，每天都生活在焦虑和愤怒之中。 现在，由于我国政府在外交上的严正有力的支持，以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在舆论上的援助，我们才能平安回国。 我们向政府和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民表示感谢。

——《钱学森在美国( 1935-1955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为什么我要走回祖国这条路？ 我觉得道理很简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民强国怀揣梦想，抗争不断。 革命烈士为了兴邦，为了炎黄子孙强国的梦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鲜血温暖了中华的热土。 我的个体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百万般的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其他。 看看共和国的创始人和建设者们。 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历经国内贫困、海外封锁，历经多少风雨春秋，使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 考虑到这些，还有什么其他的个人好处呢？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1-422页

为什么选择中国？ 我的回答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因为我爱我的祖国。

——《两弹一星功臣钱学森》第423页马克思主义者决不爱人民，也决不爱国！

——《符合景元》( 1989年8月7日)、《钱学森书信》，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5卷第4页

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果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35页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特别为看到祖国科学事业的繁荣而感到自豪！ 像我这样在旧中国的人，总是要考虑过去，比较现在。 在旧社会，科学是反动统治的装饰品，科学家是洋大人门下的清客，好的时候得到冷饭剩饭，你活不下去。 我们也喊过什么“科学救国”，但最终不是空！ 而且现在呢？ 我国的科技事业已经初步摆脱了落后的面貌，已经能够自己处理一些重大而困难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设计和建设规模稍大的现代化公司。 世界新科学行业的高峰，也爬到了我们身上。 我们的科技队伍也成长了很多。 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日子不远了。 多年来，帝国主义者给我们中国人受的这口气，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们吐出来了！

——《革命的决心》、《人民日报》( 1964年9月26日)

二、关于理想信念

我记得船到了马尼拉( 1955年从美国回国的途中——编辑注)。 一位美联社记者来船上找我。 我问是不是共产党。 我的回答是:“没有资格成为共产主义者啊。 共产党是拥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 ”。

——《一切成果归党集体》、《人民日报》( 1989年8月8日)

今天，无论有人怀疑马克思主义，还是今天批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正善美的统一，是真正符合人性，真正的人道主义，它确实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理想领域。 这就是为什么一百年来，它吸引了成千上万人的原因，也是无数志士仁人为此奋斗、献身的原因。 即使当今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不文明的现象，也掩盖不了共产主义文明的光辉。 这种共产主义的最高文明形态仍然是人类解放，特别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追求的崇高理想。

——《社会主义文明协调快速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5期

为了真理，共产主义者不怕。

——《致陈信》( 1988年10月21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291页

事实表明，只要一个个发挥中国人的智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关于“两弹一星”和伟人的小小回忆》、《光明日报》( 2000年2月14日)

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是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也是有道德的人。 他通情达理，“敢讲道理”，他一定也勇于创新，不怕困难挫折。 他不贪图安逸，也不同流合污，知道“平楚日与疏健翳，小山香覆盖着高岑”。 鲁迅的诗句。 意味着我不喜欢在风平时温暖的天气里飞得很远的鸟。 在开花的小山上，看不到后面的山——编者注)

——《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研究》1987年第2期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致张锡令》( 1986年12月12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342页

中国的社会科学、哲学从业者中，有我不赞成的两种人。 一个人死抱着书，是教条主义。 另一个人盲目崇拜西方，迷失在外国。 这一切都不同。 我亲身体验了社会科学工作者死守书本。 20多年前，我们请国防科委政治部的同志讲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谈科技文案，他完全照着本宣科了。 我真受不了，跟他说现在的科技已经不是那种事了，他在书上是这么说的！ 如果不学习马克思主义，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不能形而上学。 试图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指导我们的事业，这一部分我是坚定不移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迅速，固定不变，必须考虑到随着人们的经验和社会实践的深化而迅速发展，因此，不能机械地抠书。 另外，虽然现在的情况是一些人多次重复马列主义，但有些人却偏离了道路，反对马列主义哲学。 这更不对了。

——《钱学森会见鲍世行、顾孟潮、吴小亚时谈的一点意见》，《中华建筑》1996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当然是科学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都无法分别进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宇宙概念必须与现代物理学、宇宙学的宇宙概念一致。 古代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思辨性质，可以是唯心主义，也可以是机械唯物论，当然不限于此。

——《致兰先煌》( 1984年1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29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法宝、尚方宝剑。 这个东西不能吃亏。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3页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起来的、有实践经验、有学问的人，少犯错误，才是有智慧的人。

——《致陈信》( 1987年12月5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92页

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事业，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 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确实深刻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珍宝，是锐利的武器。 我们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当然包括交叉学科)，扔掉这个宝贝真是太傻了！

——《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我个人认为，一是正确对待祖国的历史文化以前传下来的事情，二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6页

我最近读了张岱年教授的文集《文化与哲学》，为什么不考虑把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精华用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快速发展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全面分解中国古籍。 那么，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完成这个任务。

——《致钱学敏》( 1989年9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53-54页

我们今天必须深化和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定要联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实际，从中汲取时代精神。

——《致王荫庭》( 1990年10月4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359页

四、关于人的认知

人类要认识客观世界只有一条路，即实践的路。 否则就回到了唯心主义。

——《致王义勇》( 1985年12月5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4页

在今天的认知过程中，不仅要参考自己大脑中积累的新闻，还必须参考人体外部积累的新闻，也就是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 今天的人必须认识到客观世界必须使用精神财富，也就是说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综合教育学、科学学、信息学、体育学、文艺学等，我打算叫文化学。

——《致胡岚》( 1982年10月23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11页

我们仅仅认识一个事物，研究其目前的状况是不够的，必须研究其历史的迅速发展变化。 ……快速的发展变化有两种:渐进的发展和急剧的飞跃。 ……渐进的发展当然可以启发人，但急剧的飞跃可以让人深刻反省。

——《致朱嘉明》( 1984年6月7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53-454页

我接触到我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后得到的印象是，习性是从概念上来的，不像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那样，都是从实际上来的，不是从测量的数据上来的。 我认为要处理这个问题，必须引用数量经济学的做法。 ……这是社会科学如何快速发展的大问题。

——《致吴健》( 1984年6月13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60页

科学研究必须证明，不能用空来思考。 ……科学必须从事实出发，同时最终接受事实的检验。 否则“言之成理”也是空的。 ……空再好的考虑也不是科学。

——《致余亚纲》( 1987年10月4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47-50页

五、关于实事求是

一个人必须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才能为人民做点什么。

——《致汪成》( 1988年1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131页

无论是海外视察还是国内事业，只要一个，就能联系到实际。 空谈论泛论是不够的。

——《致张帆》( 1984年10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59页

虽然会做理论，但必须结合实际应用，而不是空。

——《致杨士尧》( 1985年5月31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309页

我们做科学要实事求是，不要太许愿，那是自找苦吃！

——《致刘奎林》( 1984年9月21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3页

中国的事难的是几千年老习惯的担子(封建恶习)。 改革是必要的，但短期内并不是所有的处理都能完成。 这就是基于事实寻求真相。 大胆进取，又要稳定。

——《致胡传机》( 1984年1月16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141页

我们改革的决心是坚决的，但也可以看到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不足，需要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致胡传机》( 1984年10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57页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能背叛，但古老经典著作说的是语言不是真理，死也不放手。 这种精神可以用五个字来表达:“离经叛道”。

——《致葛全胜》( 1989年1月9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366页

六、关于科学研究及其做法论

如果不创新，我们就会成为无能之辈！

——《钱学森:爱国主义的光辉榜样》、《光明日报》( 2009年11月11日)

系统科学辩证法是我所说的从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系统论的一部分。 其中的重要问题是结构与功能、还原论与整体论等辩证关系。 总之，必须说全体，光说全体也不行。

——《致黄麟雏》( 1984年6月11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55页

所有科学理论研究的价值不在于短期的实用，而在于文化建设。 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文化！ 没有科学理论就不能说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

——《致谭暑生》( 1985年12月31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29-30页

在我们国家，目前有不少人没有摆脱经营自己两亩地的小农意识，把自己的工作称为学科，完全不顾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 他们是什么专家，什么权威，外人不可侵犯。 我觉得这很奇怪

——《致王修璧》( 1990年8月30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334页

当一个科技工作者不自满的时候，客观世界的东西有上千万，总有我们还不明白的东西，不能停下来！ 所以我也不怎么回忆往事。 我没有时间。

——《致范希林》( 1985年10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488页

七、关于学术民主和“集体思维”的创造性

学术不民主是科学迅速发展的大问题。

——《钱学森会见鲍世行、顾孟潮、吴小亚时谈的一点意见》，《中华建筑》1996年第3期

你没有强调学术研究的集体作用，集体是当前研究工作的比较有效的形式。 一个人不行。

——《致刘志琴》( 1985年3月26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13页

周恩来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多年来亲自指导了我们的事业。 在航天工作这样高的技术和许多复杂的科学技术工作中，必须使用民主集中制。 也就是说，要发扬民主，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能力，各尽所能，分工负责，还要强调集中精力，组织有纪律，关键时刻由领导决定，大家贯彻实施。 要兼顾民主主义和集中，不能只集中民主主义，也不能只集中非民主主义。

——《致中国航天工业总企业办公厅》( 1998年4月19日)，《钱学森书信》第10卷第367页 。

我深深感受到我国的面对面讨论，常常是主持人一家的话，互相激励，互相促进，说“老师说了算”或者“首长说了算”！ 当然，面对面的讨论也不是无稽之谈，而是没完没了的，必须集中在一个主题上。 这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致张育铭》( 1994年2月28日)、《钱学森书信》第8卷第90页

我做社会思维学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如何一个集体在讨论问题中相互启发、相互激励，远远优于集体不接触他人的人的简单总和。 我自己在学术生活中，对这些有很深的体会:是一个好的集体，所有人都尽情地说话，思维活跃，其创造性是伟大的。 如果是“老爸说的那样”，别人就会处于压抑状态，这个集体没有创造性。 所以社会思维学的一个重点应该是激活集体思维。

——《致张育铭》( 1993年9月3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344页

八、关于中国长期快速发展战术

战术这个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即使建立和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战术学，辩证唯物主义战术科学也必须从过去的关系著作中吸取有用的东西。 吸收什么，放弃什么，标准当然是: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致马希良》( 1984年1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25页

中国共产党必须看到国家的未来，考虑50年后、100年后、甚至1000年后的中国和世界。 世界水资源的7%，养活世界人口的22%，是个大问题，必须及早出谋划策。

——《致钱正英》( 1989年11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108页

社会主义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武装。 我们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有远见，看到21世纪，看到建党100周年！ 所以，需要注意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的巨大快速发展，看到由此引发的又一次工业革命——第六次工业革命。 我们要准备为社会主义中国进行第六次工业革命。

——《致田纪云》( 1992年11月25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40页

我国科技快速发展战术问题是个难题，以前大家都在讨论，其实各说各的，介绍局部情况，用外国局部模型来套！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快速发展战术，也不是战术。

——《致黄麟雏》( 1984年6月11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55页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文艺的表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在科学技术人员的心中，有十几二十个世界正等待着文学艺术家们用他们最富表现力的各种方法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学艺术。 它指引我们走向遥远的地方，指引我们走向高处，指引我们走向深处，提升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

——《科技现代化一定要推进文学艺术现代化》、《钱学森讲稿》，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文化建设进行认真科学的研究，用系统工程的做法进行研究。 需要司令官指挥的部门，统一考虑后，大家分头去做。 如果没有统一的想法，不按照系统工程的做法制定计划，将来有可能造成损失。

——《美学、文艺学与文化建设》、《钱学森讲稿》第84页

九、关于教育和人才培养

现在的教育限制太死了，要培养孩子多方面的有趣之处。 我主张学生多学习文言文，可以使用很多教材。

——《北京师大附中六年》、《光明日报》( 2007年11月28日)

教育是社会进步的保证。 别忘了场上快手获胜。 战争是提高强者获胜的全民文化素质，通过教育来达成的。

学校是人才的摇篮，也是人才的宝库。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10页

解放前，一所学校的校歌大多有这种精神，教育学生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而不是赚钱或享受！ ……

我们今天的教育流传至今，必须继承中华文化的精华。

——《致胡传机》( 1984年12月17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116页

人才问题非常重要。 现在搞科学技术的不过是三代人。 一个是像我们这样的老水平的人，更重要的是三四十岁的人，还有学习的20岁左右。 我希望蓝色出蓝色，比蓝色好，后代比我们强。 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结教育上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真正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 这很重要，没有理论的指导不行。 旧的教育理论有缺点。

——《关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几点看法》、《科学技术进步与对策》1990年第4期 。

人才培养问题无疑是当务之急。 我认为传播知识很容易，但启发智力很难。 没有科学的做法，也有思维科学的研究和成果。 ……但是我也并不灰心。 我认为，如果不设置障碍、做傻事，而是使用已知的人才培养方法，高智慧的人才辈出。 例如，6年小学、6年中学、4年大学，16年就会出现硕士水平的专业。 这是我确信的。

——《致徐章英》( 1984年4月9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91页

今天的国家事务非常多、复杂，必须在重复四个基本大体的同时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在激烈的竞争中打交道，干部的素质是头等大事。

——《致李琦》( 1989年8月14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14-15页

人的一生，员工的能力都在迅速发展变化，有一段时期的“才能”，为了运用其才能，职务员工的岗位必须随之变化。 不允许“终身制”。

——《致袁璋》( 1985年12月7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9页

十、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及其“最高奖”、“最高荣誉”

我们是他们找到出口的。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 为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事业无私地贡献，直到最后。

——《致钱希真》( 1993年9月5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345页

我作为科学技术工作者，活着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那才是最高的奖。

一切成果归于党，归于集体。 我只是碰到那个时候，做了点事。 自己想想，也有罪恶感。 因为做得太多了。

——《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丛书——钱学森》，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扉页

人们常常只看到少数大人物的作用。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和平凡的事业中，小人物不能比大人物少。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如果一个士兵想当元帅，那军队肯定不能打仗。 拿破仑无论多么强壮，真正动刀枪的还是千万士兵。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236页

科学家不要认为遭遇失败是个坏事件。 科学家往往会成为千次失败和伙伴。 不要认为鲜花、掌声和赞扬是科学家的生活。 不要认为自己正在做的研究总是被理解。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296页

个体传略难免评价那个人，对人的评价应该在人死后进行。 所以我不赞成现在就写我的传话。 至于我死后要不要写，那是人民决定的。

——《致刘忠》( 1983年11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58页

我经常说:成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党和人民肯定他的辛勤劳动是最高的荣誉！

——《致刘岳松》( 1984年1月11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61-262页

(杨明伟、李琦、王香平、樊宪雷、戚义明、殷开选编，本报有增减)

加快生态产品的价值转换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了政府工作报告。 李克强总理强调，深入实施可持续快速发展战术，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促进生产生活习惯绿色转换，同时“研究制定生态保护补偿条例”。 生态保护补偿是推进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重要途径，也是积极开展生态建设实践的义不容辞。 寻找准生态产品价值转换的关键，创新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方法，开拓生态产品价值转换路径，是实现“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的重要抓手。 【详细】

加快完善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需要持续的力量

应进一步深刻认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加快完善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