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族冲突中的宗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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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处理国际争端、民族矛盾和世界危机的物质手段并不充分。 目前，国际社会最缺乏的是真正代表人类利益的人文主义哲学，以仁爱和谐为宗旨，超越国家、地区、民族、宗教、集体的边界域，被世界许多人接受，化解仇恨，消除残忍，促进民族间的对话、信息表达与合作。 中国儒家仁学和主和的理念是建立现代新人文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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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层面是思想信仰，它是这个民族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是让人心神不宁的地方。 所以对大多数民族来说，宗教信仰神圣崇高，不容亵渎，必要时可以保命。 在虔诚的民族中，宗教信仰是许多民族性中最敏感最容易感动的神经传感器，一旦受到外部刺激，就会做出最迅速最强烈的反应。 而对多个民族来说，宗教信仰不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宗教组织和宗教仪式也支配或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家庭婚姻、人际关系、生老病死。 所以民族问题总是和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

一、民族矛盾成为现代世界不稳定的第一要素现代国际争端和地区争端，基本上由民族矛盾引起。 这里有三种情况。 一个是西方强势民族、东方和其他地区之后民族之间的矛盾。 这是霸权主义和反霸权主义的矛盾。 这个矛盾由来已久。 今后也会长期存在。 处理的方法是强烈的民族改变霸主意识，强化平等观念，以后民族增强实力，反复进行自主和平等的对话。 一个是区域性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波斯尼亚地区穆、克、塞各族之间的冲突、伊拉克和伊朗、科威特的冲突、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独联体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一是一些国家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如美国白人和黑人的矛盾、欧美白人和国内其他有色人种之间的矛盾等，处理的方法是消除种族歧视，不仅在法律上，而且事实上民族和种族平等，和睦相处，像兄弟一样

二、宗教信仰问题涉及民族矛盾，民族问题多而杂的民族性本来就包含宗教性。 民族矛盾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利益矛盾，如果宗教信仰矛盾混杂在一起，本来就多而杂的民族矛盾更是多而杂，增加合理处理的难度。 相反，如果宗教问题涉及到民族问题，同样会增加其许多复杂性。 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佛教)和泰米尔人(印度教)的矛盾，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东正教)和土族塞人(伊斯兰教)的矛盾等都是如此。 当今东西方矛盾包括国家矛盾、民族矛盾、思想信仰上的矛盾(包括宗教和非宗教价值观)。 东亚人强调以前传入的宗教和以前传入的哲学形成的“亚洲价值”，其优势是重视社会、重视和谐、重视道德，从而体现出“西方价值”(往往以“全球价值”的面貌) 西方的一些人总是试图把西方的价值观强加给亚洲人。 此外，美国政治学权威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国际斗争的主题将从意识形态和经济冲突变为文明冲突。 主要是西方文明与东方儒家和伊斯兰两大文明的冲突。 批判亨廷顿的理论是冷战思维的产物，苏联解体后为美国寻找新的敌人。 亨廷顿的观点是为东西方民族的矛盾火上浇油，他夸大了思想信仰的差异和文化以前流传下来的差异，特别是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采取了敌对的态度。 这当然是错误的有害的，加剧了东方人对西方人的厌恶，不利于东西方的和解。 这是典型事例，证明了包括宗教在内的思想信仰问题可以被某些人利用，加强民族冲突和冲突，需要提高警惕。 一个民族有主体性的信仰，包括信仰宗教和信仰哲学，值得庆祝。 这是因为民族大多是理想的，有安全的地方，社会生活有精神支柱。 当然，这种主体性信仰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创新。 相反，失去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 它没有一定的精神方向，必然人心涣散，道德沦丧。 但是，一个民族必须热爱自己的信仰，尊重其他民族的信仰，不要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其他民族，只有这样，民族关系才能和谐正常。 一个人有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一个民族也有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这是维护人权的重要理念。 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民族感情经常表现为强烈的宗教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宗教问题必然会带动民族问题，两者交织在一起，不清晰。 这要求民族问题的解决者(国家或国际调解组织)有民族学素养和宗教学学识，同时了解民族精神生活的微妙和重要性，能够慎重细心地处理问题。 在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2 %，其中许多人不是信徒，轻视、轻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容易观察虔诚宗教民族的感情世界，因此社会必须以极大的爱心关怀少数民族，对宗教进行同情和认真的研究 如果宗教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必然会影响民族关系。

三、宗教成为民族利益重要表现形式的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的意识，两相比较，民族比宗教更具有根本的性质。 如果民族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即使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也基本可以宽容，互相协调。 如果民族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就容易发生摩擦，即使是同一宗教，由于教派的不同和理解的不同也会出现对立。 从其根本方面来说，民族矛盾是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如领土主权之争、市场财富之争、控制与控制之争，之间的是非、恩怨，往往是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往往是外部势力介入和内部权力阶层的特殊考量 历史和现实表明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经常采取宗教形式 发生多宗宗教纠纷，其深层原因是民族实际利益的冲突。 例如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在宗教的旗帜下，教皇以“圣战”的名义指挥十字军进军欧洲东部和西亚北非，“援助东方兄弟”、“向野蛮人(指穆斯林)”、“登上圣墓(耶路撒冷)” 事实上，最深刻的动因是西欧封建领主垂涎东部的土地和财富，以宗教为口号进行侵略和掠夺。 教皇乌尔班二世对法国人说:“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土地肥沃，像天堂一样，等着你们去拯救。 你们被上帝赋予了强大的武力，请不要犹豫。 不仅罪恶会得到赦免，还会得到天堂永恒不朽的荣耀”唐逸主编:《基督教史》。 ，他用物质利益和宗教承诺的双重手段诱惑臣民进行非正义的宗教战争。 十字军进行掠夺充分表明，他们的东征不是为神传播福音，而是为了满足其贪婪而进行民族压迫和剥削。 战争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欧洲人取得地中海控制权，排除了拜占庭和穆斯林势力，占领了重要的贸易港口。

在现代社会，由于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精神的传播，不仅没有发生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流血战争，宗教之间的直接冲突也很少，很少看到民族用本族宗教来对抗异族宗教的呼吁。 一般来说，在民族纷争和民族抵抗运动中，某个民族使用宗教聚集本民族的民众，对抗外国人的力量。 例如，一些阿拉伯民族为了团结穆斯林世界，对抗西方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提倡泛伊斯兰主义。 在波斯尼亚战争中，穆斯林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加强内部团结，其根本目的是谋求本民族的生存空之间的扩大。

四、弘扬“和为贵”的东方文化精神，消除民族歧视，实现民族和解，加强宗教对话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技术进步、交流扩大，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 而且，全球生态、人口、核扩散危机又威胁着整个人类，人类风雨同舟、兴衰、共谋，铲除那种各自家门前的冰雪和战争手段称霸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人类只有友好相处，携手合作，才能克服危机，走出困境。 但是，国家、民族、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依然发生，隔膜、对立甚至仇恨情绪依然存在。 这个世界依然四分五裂，蕴藏着自我破坏的可能性。 处理国际纷争、民族矛盾和世界危机的物质手段不够。 目前，国际社会最缺乏的是真正代表人类利益的人文主义哲学，以仁爱和谐为宗旨，超越国家、地区、民族、宗教、集体的边界域，被世界许多人接受，化解仇恨，消除残忍，促进民族间的对话、信息表达与合作。 我认为中国儒家的仁学和主和理念是建立现代新人文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和基础。 孔子和儒家自称“仁者恋人”，主张“和为贵”和“和而异”，人类是一个大家庭，手足相连，痛痒相关，人本有仁爱性，扩张充实，爱家庭爱同族，也是人类爱万物 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互仇中一切都在吃亏。 有仁爱之心，就允许帮助他人，理解和尊重他人，承认多样化的差异，实行“和而不同”。 《周易》“一致百虑，共踏归途”也是这种精神。 近代中国思想家谭嗣同认为:“仁以通为首要，通是信息表达、交往、理解、信任，只有打破各种偏见、闭塞、障碍，才能推进仁爱之路。 有了这种仁爱通和的哲学，就可以克服民族歧视，化解民族仇恨，推进民族和解，同时在信仰上承认多样性，实行宽容。 国际社会多年来奉行的主流哲学是斗争哲学，强凌弱，以邻为界，压迫人自以为这是生存竞争的规律，我想很多人都深信不疑。 其实这是过时的哲学，必须改变，必须用仁爱通和的哲学来代替。 否则，全体人类的将来(包括全民族的将来)是值得担心的。

首先必须认识到，任何民族都不可能脱离整体体类的共同利益独立快速发展。 在现代和未来尤其如此。 也就是说，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生态的快速发展都是全球性的、快速发展的，各国各民族都出现了有利的、严重的危机，各国各民族都受到损害。 发展迅速的各国各民族不仅依靠世界经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政治的和平稳定，发达国家和民族也依靠迅速发展中国家各民族的繁荣和稳定。 所以墨西哥的货币危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经济衰退一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担忧。 再举个例子，如果中国不参加，就不可能处理全球生态危机，需要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合作。

第二，即使在同一个地区相近或邻接的各国各民族之间，共同利益也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即和为两利，斗为两伤。 无论经济贸易是快速发展还是国家安全，没有民族和解与合作都无法保证。 真正为本民族利益着想的人，一定是主张睦邻友好的人。 煽动民族仇恨的人，表面上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实际上不能总是把本民族置于敌对民族的威胁之下，这是间接的自我损失。 没有民族和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能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敌人不能宜解结合，历史的纷争只能通过和谈、妥协和谅解来处理，不能诉诸武力。 正如中国哲学家冯友兰指出的，国际争端只能走“仇必和而解”(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话)之路，不能报仇，报仇终究没有出路。 第三，各民族必须学会在一个多元化文化的国内外环境中生活，善于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上进行各种类型的学说、主义、理念和对话与交流，以平等的身份、宽容的态度了解其他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以文明的方式进行文化交流

虽然西方天主教以前就相当封闭和被排除，但自60年代初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来，该教提倡“宗教对话”，与其他宗教和非宗教团体的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 华裔美国学者杜维明本着儒家主和的文化精神，提倡“文明对话”，应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值得称赞。 许多民族的矛盾是价值观的不同造成的，价值观是由信仰决定的。 由于这需要相互信息表达理解，相互信息表达理解要通过对话，像朋友一样交流，承认彼此有真理，才能掌握和体会彼此的思想感情，自然会发现对方的优势和优点，尊敬对方的信仰和文化，同时所长会弥补自己的缺点予以表彰 宗教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对话，宗教文化与非宗教文化的对话，应该大力提倡和认真进行，它是民族和解的一部分。 这个世界应该多元和谐，无论是民族关系还是宗教关系都应该如此，通过对话表达信息是达成多元和谐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