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旱灾的优势、社会影响与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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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干旱发生得非常频繁，而且发生周期有逐渐缩短的趋势。 由于干旱，往往形成范围广、长、危害大的灾害链。

●干旱使农业生产难以开展，部分地区人口锐减，导致经济恶化和财政危机的干旱引发的流民潮容易引发社会动乱，轻则转为流寇盗贼，重则发生武装暴动和大规模起义，威胁王朝存亡。

●在与干旱的长期斗争中，古人也积累了一点切实可行的抗旱措施，如灾害前救灾、移民饮食预防、植被保护、作物改良、农耕技术改善等。

“散吏驰踏上旱丘，沙尘土覆盖眼睛。 山上的树木减少了颜色，溪边泉水绝非细流。 桑麻处处长利，家家户户老少皆无收入。 下官有忧愁和民泪，一担心就肩膀疼。 ”。 南宋隆兴元年( 1163年)，当时的平江主簿王梦雷目睹湖南大旱饥荒、农民颗粒无收、生活凄惨的情景而写下的《勘灾诗》，给我们留下了旱灾发生后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 由于气候变化、地理环境变迁和社会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干旱在我国历史上发生频率较高，造成了危害和影响力。 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们也探索了一系列应对干旱的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探讨历代旱灾发生时的情况和人们的应对措施，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提高我们对旱灾的认识和抗旱减灾能力，确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中国古代干旱的首要优势和危害

首先，中国古代旱灾发生得非常频繁，而且发生周期有逐渐缩短的趋势。 根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的统计，从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到1936年，我国发生了1035次干旱，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 如果降低规定干旱的标准，这个数字看起来会非常保守。 例如，袁林在《西北灾害史》中指出，隋至民国( 581―1949年)仅陕西省就发生了652次干旱，甘宁青地区也有601次，总数字比邓云特的统计要大得多。 从中国古代干旱的发生情况来看，时代越晚，干旱的发生次数越多。 邓云特曾以世纪为单位进行统计:公元前3世纪以前文献记载的干旱共39次，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400年间为78次，3—6世纪为161次，7―10世纪为185次，11―14世纪为237次，15―18世纪为18世纪。 其中有资料多寡的因素，但反映了干旱日益频繁的情况，明清时期经常发生连年干旱。 以湖南为例，据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自然灾害年表》统计，连续6年干旱3次，连续4年干旱3次，连续3年干旱8次，连续2年干旱3次

其次，干旱发生周期的缩短与几千年来冷暖交替的气候变化有关，但需要进一步观察的是人类活动带来的巨大影响。 随着人口的增长、农耕的迅速发展、定居生活的普遍化，部分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逐渐超过了可承受的最大限度，引起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发生水旱等灾害的可能性。 史念海考察了黄土高原的生态变化情况，认为森林破坏、生态失衡与农业生产有很大关系。 战国以前这种破坏不太明显，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黄土高原的平原地带没有森林。 这种破坏在隋唐时期延伸到山区，但明代中期以后的破坏是毁灭性的，难以恢复。 另外，历代稍不合理的农耕制度和耕作技术也是重要原因，滥挖土地、广种薄收未能处理粮食问题，破坏了植被，也加剧了水土流失(《河山集三集》148―149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他还指出，近来为了追求产量，人们放弃了耐旱、稳定的黍稻等作物，种植需水量大的小麦、玉米等作物，农作物栽培品种的这种变化也是干旱增加的原因之一(樊志民、风水风:“关中历史上的干旱和 。 总的来说，形成了山林破坏、耕作不善、黄沙遍地、水流干涸、旱情严重、难以遏止、日益加速的恶性循环。

再次，由于干旱，往往形成范围广、长、危害大的灾害链。 干旱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粮食大幅减产和收获，常常引起大面积饥荒。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时曾说:“连年干旱，平岁死亡，有北有青徐地，人互食……饥民死者十七八。 ”。 另外，据《明英宗实录》记载，天顺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铜鼓、五开等府卫5月至7月不下雨，民饥不胜纪录。 ”。 就像这样，历史不是绝书。 历史经验和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蝗灾常常伴随着干旱。 徐光启云:“水旱是一种灾害，还有很多幸运的地方，但是干旱是极其蝗虫的。 几千英里之间，草木都尽了，或者牛马毛幡旗都尽了，那损害尤其悲惨，过于水旱。 ”。 (《农政全书》卷四四)长期持续的干旱经常导致大规模的疫情流行，严重威胁生命财产的安全。 正如《史记孝景本纪》中记载的后元两年的“大旱”一样。 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旧唐书德宗本纪》中记载贞元6年夏“福建等地道旱、井泉多旱、人渴、疫死者众”。 另外，长时间的干旱也是引起火灾的重要诱因。

二、古代干旱的社会影响

干旱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平民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干旱最直接的后果是缺乏食物和水，农业生产难以开展，人们无法获得土地上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饥饿和饥饿导致死亡人数众多，局部地区人口锐减。 据《文献通考》卷301记载，北宋明道2年( 1033年)“南方大旱，种粒皆绝，人流亡，因饥饿而瘟疫，死者十二三”。 明末崇祯年间特大干旱发生前，全国人口9987万人，灾后8848万人，减少1139万人，数字之大令人瞠目。 劳动力减少必然导致大片土地荒芜，导致经济恶化和财政危机。

干旱引发的流民潮在历代官私史书中屡见不鲜。 以两汉之际为例，王莽地皇3年( 22年) 4月，“枯旱霜蝗虫、饥饿推荐舆、民困、避难道”。 那年夏天，“蝗虫来自东方，遮住天空”，“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汉书王莽传下》)。 东汉安帝之初，“每年水旱不同，郡国常受饥饿之苦……时饥荒之余，人庶流奔涌，家户尽”(《后汉书·樊宏传》)。 桓帝延熹9年( 166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后汉书陈王列传》)。 魏晋以后，战乱不断，水旱灾害持续，人民更是遭受了迁徙避难的痛苦。

明代思想家丘？ 指出“禾劫之举，是这场盗贼祸乱的萌”。 (《大学衍义补》卷一○)邓云特也强调:“发生大暴动是以空前灾害为背景的，是不可逾越的法则。” ”。 (《中国救荒史》第168页)日益频繁的干旱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特别是汹涌的流民潮容易引起社会动乱，轻则转为流寇盗贼，重则发生武装暴动或大规模起义。

事实上，有识之士已经谈到了水旱灾害与王朝兴衰的关系。 周幽王2年(公元前780年)，“三川祝、岐山崩”发生了地震引发的干旱。 王室勋爵士伯阳父亲根据“昔伊、洛祝夏亡、河祝商亡”的历史经验认为:“山崩川祝，亡之象征”(《国语周语上》)。 十年后，犬戎攻入镐京，幽王被杀，西周宣告结束。 夏、商、西周三代灭亡与干旱有关，在证明当时社会经济水平、抗旱救灾能力下降的同时，也与统治集团未能较为有效地应对有关，这些在后世王朝兴衰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明代中期下降，政治腐败，水旱灾害接连不断，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流民遍布全国。 成化年间，荆襄地区凝聚的百万流民相继被曝光，给明庭的统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崇祯时，到了陕北大旱，流民剧增，地方官员处置不当，终于引起明朝晚期农民大起义，明朝统治也随之结束。

三、历代抗旱工作

《管度地》云:“善为国者，先除其五害。 ”。 可见在古代，水和干旱等自然灾害与治国是联系在一起的。 从干旱带来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危害可以看出，统治者应对不当，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还会导致社会动乱和亡国灭族的后果。 因此，历届政府大多能因干旱暂时积极应对，其措施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灾害前预防。 在与干旱的长时间斗争中，中国古代也积累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抗旱措施。 西汉政治家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提出“务民在农桑，薄而广积”等方法“实仓廑，备水旱”(《汉书食品志》)，使人民有一定的粮食储备，重农为防灾思想，仲 其实这种储存粮食的设施由来已久，在仰韶、大汶口、马家窑、大溪等文化遗迹中发现了规模不同的窖穴。 甲骨文中有许多商王派人建造、巡视各地仓库的记载。 周代以后，仓储制度日益完善，成为抗旱救灾的重要保障。 除粮食储备外，兴修水利、完善农业灌溉系统也是抗旱的重要手段。 周有司空 (工)一职，《荀子王制》在其职责中表示:“修坝梁，过沟引水，过水决塞，岁破水旱，让百姓除草。” 秦人在郑国渠和汉代建设的关中水利网，是为了处理关中部分地区的干旱问题。 隋唐至明清曾致力于运河的开凿、疏浚，首要目的是保障沟运至首都，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信息表达的各大水系、防治干旱灾害的功能。

救济。 《周礼地官大司徒》总结了“荒政十二条”，包括发放救援物资、轻德薄赋、缓刑、放开山货、停止商税、减少礼仪活动、敬鬼神、排除盗贼等。 后世的救援几乎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宣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大旱，“郡国伤旱情严重者，民无借”(《汉书宣帝纪》)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 ”(《汉书·平帝纪》)这样数不胜数，可见汉代的干旱频率和政府的救援力量。 唐宋以后也注重因干旱受灾的人的赈济。 洪武12年( 1379年)敕令称:“广平所属的郡邑天久不下雨，老百姓给树艺带来困难，吃穿都不给。 ……今年夏天的秋粮都实行蟹免，是苏民力。 ”。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四)清代除了正常救济外，还有根据灾害情况追加的救济措施——“加救济”。 另外，家庭内部互助、家乡周济、寺院施舍、民间社会团体救济等也作为政府救济的补充形式得到了完善。

移民吃饭。 与自发形成的流民潮不同，移民是历代政府组织灾民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吃饭的救济方法，这在汉魏以后很常见。 如北魏太和11年( 488年)，“大旱、京都民饥饿、牛疫，加上公私缺乏，有时以马驴和橐骆驼供耕作。 敕令因民而丰。 沃克15、6、公路由粮食固有，到所在地，由三长赡养。 派遣使者时疏忽大意。 ”(《魏书食货志》)旱灾发生后，北魏政府看到京都灾民自愿流亡，为让他们顺利过渡施加了诱惑。 就像隋文帝发布诏书，政府购买牲畜，把牲畜一个个送给关中干旱地区的农民，让他们去关东吃一样(《隋书食品志》)。 从元世祖到元七年( 1270年)，“诸路旱蝗虫，诉说饥饿的人命令吃他的地方。 ”。 (《元史·世祖本纪》)即使古代交通运输能力有限，救援物资无法迅速送达灾区，政府采取的移民也可以在饮食措施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保护植被，改良作物，改善农耕技术。 《周礼》中记载了山林中特有的官职、如山之虞、林衡等。 《管权修》中有一句话叫做“十年之计，不像树”，可以看出，周代的先人们认识到了林木和水旱灾害之间的某种联系。 后世也有一点造林方面的记载。 根据《宋史太祖本纪》，“不在开宝中、敕缘黄河、沛河、清河、御河州县、准旧制艺桑枣外、民树榆柳、河防”。 ”。 在河边种树不仅防水，还能维持水土抗旱，可谓一举两得。 汉武帝时，侦粟都尉赵过总结了关中地区抗旱生产的经验，发明并宣传了《代田法》。 耕地交替划分吗？ 垄和种子播种吗？ 底部保持潮湿，幼苗生长吗？ 也可以保持中、一定量的水分。 每次中耕除草，都要把垄里的土和草一起锄掉吗？ 到了中、热的日子，垄的土会变平吗？ 垄整齐，对耐干风起很强的作用。 唐代曾派出人员处理早春跑土问题，管理和协调农耕地区水源分配，这在敦煌文书中发现的农田水利管理法规《水部式》中有明确规定。 明清时期对旱作农业技术的认识更加科学深入，清人杨？ 《知本提纲修行》篇总结了西北地区的农耕经验，指出:“每年由于风干燥无常，下雨后，一定要用锄头启土，保护种壅根，遮阴，不消散湿，滋养好，自然禾身。” 这些耕作经验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另外，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也是增强抗旱性的一种方法。 例如《史记大宛列传》中看到西汉时张槊用西域，大宛用耐干性、土壤适应性强的苜蓿养马，现在引进甘肃一带广泛栽培。 唐代前后，耐干瘦的荞麦也在西北地区被宣传，白居易《村夜》诗中有“一人看田，月明荞麦花如雪”的句子，宋人苏轼《黍中秋月三首》诗中也有“但看古河东，荞麦铺雪即可”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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