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认知误区与战术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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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首要研究中国近代外交黎海波。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授，首要研究世界文化史和社会管理宋瑞芝

[文案提要]从理论立场看，“啄木鸟陷阱”是结构现实主义，特别是进行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 从政治战术的角度回到“啄木鸟陷阱”的历史出发点，格雷厄姆·埃里森等西方学者提出的“啄木鸟陷阱”，对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中国和美国关系的认识和类比首先是实力决定论、战争利益论和双边关系论的 这三个误区分别涉及“啄木鸟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和范畴因素。 对此，中国必须避免“实力决定论”的理论陷阱，把握战术自主性多次用改革开放战术构建推动国家可持续快速发展和崛起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性地管理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

[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 实力； 政治战术； 改革； 第三方因素

“啄木鸟陷阱”的概念最早是美国军事作家赫尔曼·沃克在1980年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的，主要是比较美苏冷战的文学“隐喻”和“警告”，当时没有引起很大的重视和反响。 年，美国学者格雷厄姆·埃里森( graham allison )用于对中美关系和太平洋地区的学术“论断”和“警告”，引起学术界、政界和媒体对这一概念的广泛关注和引用。 从理论上讲，“啄木鸟陷阱”起源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啄木鸟名着《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原因的记述，“战争不可缺少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斯巴达的恐惧。 这是历史性的结论，但现在被演绎成了政治上的“铁律”。 也就是说，新兴(崛起)大国必然挑战现有的(守成)大国，现有的大国也必须积极应对这一威胁和挑战，大国之间的战争。 格雷厄姆·埃里森、布琼斯基、米尔斯海默等海外学术界显然认为，“修昔·底德·陷阱”(至少在美国)是国际关系学界明确的命题，无需进一步详细论证。 海外学术界无论是将“啄木鸟陷阱”作为不需要详细证明的学术概念，还是有意的政治概念，其范畴都集中在中美双边关系上。 国内学术界主要围绕权力结构冲突、观念互动的建构以及历史(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与现实条件(中美之间)的比较分析等层面应对和探讨“修前底德陷阱”，其范畴也集中在中美双边关系上。

在全球化日益崛起的今天，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战术和对外政策，如何解决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和世界政治关注的焦点。 本文试图从政治战术的角度回到“修前底德陷阱”的历史起点分析西方“修前底德陷阱”论的认知误区，进而探讨中国规避“修前底德陷阱”的应对战术。

一、“啄木鸟的陷阱”的认知误区

格雷厄姆·埃里森等西方学者提出的“啄木鸟陷阱”，对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中美关系的认识和类比首要，涉及实力决定论、战争利益论、双边关系论三个方面的误解。 这三个误区分别涉及“啄木鸟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和范畴因素。

( )实力决定论。 实力决定论是西方“修前底德陷阱”论的核心，无政府体系下新兴(崛起)大国的实力增长是“修前底德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也是决策因素。 现实主义理论特别强调了权力( power )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因此，也被称为权力(实力)政治理论。

受现实主义研究历来流传的影响，西方学者常常偏重于从实力(权力)的角度探讨国际争端和战争的原因。 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 fareed zakaria )指出，从两千多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20世纪德国崛起，几乎每一个新兴大国出现一次全球动荡和战争。 现实主义是20世纪流行的学说，但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奇迪德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认为是古典现实主义最早的源头。 西方现代政治学家从啄木鸟的相关论述中，提取“势力/实力”、“恐怖”、“不可使用”、“战争”等词汇，将“国际体系”、“结构”、“霸权转移”、“安全困境”等新词汇系统化，进而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是因为古希腊城邦之间权力结构的冲突，也就是新兴城邦雅典实力的增长和崛起，构成了斯巴达对城邦的威胁和挑战，从而引发了这场战争。

“修前底德陷阱”提出后，格雷厄姆·埃里森、罗伯特·佐拉、布琼布拉、米尔斯海默等人采用了这一概念和“霸权必战”的简单化论断，附和了中美关系。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中的“啄木鸟陷阱”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甚至认为，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不仅要警惕“啄木鸟陷阱”，还要观察“金德尔堡陷阱”。 也就是说，美国必须警惕过于强大或衰弱的中国。 虽然这一论断已纳入责任要素，但实力逻辑仍占主导地位。

基于这一实力逻辑，米尔斯海默表现得更为直接，认为真正害怕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是中国实力的增长。 基于现有的国际政治体系，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按照同样的规则解决国际事务。 无论中国的文化因素还是国内的政治因素，中国的和平崛起都是不可能的。

结合格雷厄姆·埃里森等人的观点回顾古希腊时代的“啄木鸟陷阱”，这个“崛起——战争”的实力逻辑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从概念上讲，艾莉森等人的“崛起-战争”概念是啄木鸟的“实力成长-战争”概念的歪曲和比附。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啄木鸟在论述战争的原因时，提到了雅典的实力(势力)的成长，原话是:“战争不可缺少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成长和由此产生的斯巴达的恐惧。” 格雷厄姆·埃里森转换为“雅典的崛起”，他说:“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怖迫使了战争。”

雅典实力(势力)的增长与雅典的崛起有明显的差别。 实力的增长既包括纵向绝对实力的增长，也包括横向相对实力的增长。 但是，与崛起相比，实力的增长一般是指纵向、长时间的实力快速发展。 崛起是越来越多相对实力的快速发展，是横向、相对突发性实力的快速发展。 一国崛起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实力和其他强国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或超越其他强国”。 因此，关于概念差异，格雷厄姆·埃里森的“崛起—战争”概念是修昔底德对“实力增长—战争”概念的歪曲和比附。 历史的首要用途之一是为我们提供合理的历史类比。 艾莉森这个概念上的歪曲和比附，无疑将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窃取扩大为“霸权必战铁则”，为现实中的中美关系提供了类似“合理”的“类比”。

实力增长是一种比较普通的社会现象，战争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现象，并不是随着实力的迅速发展而一直存在和迅速发展的。 这是因为不容易判断与战争的必然关系。 奇迪德斯除了强调雅典的实力成长因素外，还强调了斯巴达的“恐怖”要素。 这种恐惧也并不是随着雅典实力的提高而一直存在。 这表明必然有其他干预变量引起斯巴达的恐惧。 这就是雅典的对外战术。

其次，从“国力”来说，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的雅典和斯巴达，无法判断谁是守成国，谁是崛起国。 当时没有现代统计学，也没有经济总量等统计数据，无法准确测定和判定谁比谁强。 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在古希腊最强大的城邦中，雅典排在第一位，斯巴达排在第二位。” 那样的话，雅典将成为守成国，斯巴达将成为崛起国。

根据世界古代史和茨基迪斯等人的记述和记述，雅典和斯巴达在古希腊体系中是两大有代表性的城邦，分别被确认和肯定为两个同盟的中心。 基于对雅典相对衰落等因素的定性推断，斯巴达真正成为了希腊世界的霸主。 也就是说，成为守成国的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而是这场战争之后。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斯巴达不是守成国。 因此，格雷厄姆·埃里森在《金融时报》中表示，今天的美国(守成国)和中国(崛起国)直接等于历史上的斯巴达(守成国)和雅典(崛起国)，这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和比附。

其三，希波战争时期雅典的崛起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战争，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冲突和低烈度战争得到了比较有效的管理。 结合古希腊历史来看，雅典的实力增长是一个漫长而迅速的发展过程。 实力增长最明显的时期，也就是雅典崛起的时期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而是希波战争时期。 “希波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雅典文明的迅速发展，萨拉米海战和普拉提亚战争使雅典跻身希腊一流城邦的行列，几乎可以与斯巴达比肩。 ”希波战争后，雅典大力提高海军和经济实力，巩固和扩大提洛同盟，大力扩展海上强国。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雅典的崛起时期，“希波战争后，希腊世界国际格局的最大变化是雅典的崛起”。 但是，这一时期，斯巴达和雅典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两者之间也有一点矛盾和低烈度战争，但总体上斯巴达对雅典持宽容态度，没有发生遏制性的霸权战争。 公元前451年，雅典和斯巴达签订了五年停战协定。 公元前445年，双方又签订了《30年停战条约》。 因此，可以更有效地管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希波战争期间发生的)矛盾和冲突，长期维持和平。 由此可见，新兴国家的崛起并不一定会引发战争，只要政治战术得当，“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冲突和低烈度战争依然会得到比较有效的管理。

总之，雅典的崛起不是斯巴达和雅典霸权战争的真正原因，相反推翻中国的崛起必然能引发中美战争的结论。 格雷厄姆·埃里森等人提出的“啄木鸟陷阱”，特别是作为其中心的“实力决定论”，是对啄木鸟战争原因的解释和对应的古希腊历史的重新“解释”。 这种解释基于强烈的现实作用目的，无论是概念还是逻辑上都带有浓厚的曲解和比附色彩。

(二)战争利益论。 战争利益论是西方“啄木鸟陷阱”论的前提预设，战争利益期待是“啄木鸟陷阱”形成的主观因素。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曾说过，战争是普遍的，一切都是斗争产生的，建立了“战争是万物之父”的战争价值观。 到了近代，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克劳塞维茨在“战争”中进一步提出“战争是政治工具”。 随着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实践，战争被视为掠夺领土、人口、资源和财富的捷径，成为国家实力迅速发展和崛起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由此可见，战争的利益成为了西方社会国家实力迅速发展和崛起的合理期望和价值观。 基于这种获取战争利益前提的预设，出现了“茨基迪斯陷阱”的理论逻辑:新兴国家实力的迅速发展和崛起引发了战争利益的预期(爆发战争的价格收益分解)，刺激了决策者发动战争的政策选择，从而引发了系统性战争。 当然，对战争利益的期待和政策选择既是新兴国家，也是守成国家。 但是，在西方的“啄木鸟陷阱”论中，新兴国家无疑是承担战争责任的主要国家。

是以政治改革促进快速发展，还是以对外战争谋求快速发展，构成了国家实力的快速发展和崛起的战术选择。

古风时代，希腊地区相继形成的城邦约有300多个。 雅典和斯巴达之所以出类拔萃，不是因为扩张战争，而是因为各自的改革。 斯巴达城邦于公元前9~8世纪，在外部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的征服过程中逐渐形成。 “原本解体的氏族制度在征服的过程中更加迅速解体，结果斯巴达部落管理机构变成镇压征服者的暴力机关，是在不断的武装征伐过程中形成的。”尽管如此，斯巴达政治体制的建立，还是来自其内部的改革——来库古改革。 斯巴达城邦建国初期，一位叫来库古的伟人，从德尔菲的阿波罗神谕那里得到启示，主持国政，制定立法制，最终形成了斯巴达特有的国家制度。 库古改革为斯巴达的强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但是后来，斯巴达人很保守，他们从以前流传下来，除了军事征服以外不求快速发展，甘于处于“封闭”和“守成”的状态。

与斯巴达不同，持续的改革开放成为了雅典社会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 雅典城邦没有外族入侵，完全基于氏族制度自身的解体和阶级分化，通过公元前9~8世纪的提秀斯改革、公元前599年的梭伦改革、公元前509年的克里斯蒂尼改革等内部多次改革，雅典国家机构取代氏族组织建立了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城邦。 梭伦改革为雅典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使雅典从古希腊世界的二流城邦逐步上升为一流城邦。 克里斯蒂尼改革进一步推动了雅典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激发了雅典人的“爱国热情”，为雅典人在希波战争中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精神基础。 不仅如此，当其他希腊人陶醉于自己独特的习俗文化时，“雅典人兼容整个希腊世界，甚至希腊以外的世界”。 在伯里克利时代，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达到了繁荣的顶点，雅典的经济实力也在希腊各城邦中名列前茅。

希波战争给了雅典迅速发展和崛起的机会，但在之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经过长达27年的惨烈竞争，终于使强大的雅典帝国衰落了。 雅典随后重新建立了第二次海上同盟，重新“崛起”，但以当时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基础，如斯巴达和底比斯的霸权斗争。 雅典再次崛起，在公元前357~355年的同盟战争中被打败，第二次海上同盟也崩溃。 斯巴达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但这个霸主地位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雅典的过失和波斯的支持等外部因素，缺乏内政的大力支持。 “从斯巴达战胜雅典的那一刻起，就因破坏其种子而种植”的贵族贪污傲慢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强大的既得利益者难以推进斯巴达的改革，因此斯巴达的霸主地位无法长久维持而走向没落。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扩张战争即使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一个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崛起，这也是不可持续的。

)双边关系论。 双边关系论涉及西方“修昔底德陷阱”论的范畴要素。 格雷厄姆·埃里森等人对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以及中美之间的“啄木鸟陷阱”，聚焦在双边关系的范畴，忽视了其中的第三方因素。 影响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变化的因素除了大国之间力量的变化和应对之外，还包括国际战术关系。 这种国际战术关系不仅涉及直接的双边关系，也涉及第三方因素。 第三方因素是指直接双边关系以外的国家或联盟，包括双边关系以外的友邦、盟国或地区联盟等第三方变量。

关于古希腊时代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格雷厄姆·埃里森等人只是片面地提炼和夸大了修昔底德的“势力(实力)”要素，实际上，修昔底德不仅观察到了战前雅典实力的增长，而且对雅典的对外战术要素——雅典的斯巴达侵略， 然后，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同盟国。 此时，斯巴达人感到这种局势已经无法忍受，所以决定发动现在的战争。 ”。 “当时雅典的力量没有增长。 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前夕，平均情况稳定。 ”。 在雅典自身实力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对外战术的选择尤为重要。

从总体上看，当时的希腊城邦为了谋求自身的安全、利益和荣誉，往往通过内部快速发展、外部扩张、对外结盟三种方式扩大自己。

其一，内部发展迅速。 这就是前文论提到的城邦改革。 雅典的改革成为了希腊世界的典范。 其二，外部扩张。在经济力量、贪婪和胜利的冲击下，雅典开始大幅扩张，“计划在西方建立巨大的殖民统治。 企图吞噬日益衰弱的近邻梅加拉，控制柯林斯地峡的出口。 计划在诺瓦克图斯( naupactus )建立基地，派遣战舰到西西里，在南意大利的图里( thurii )建立大规模的泛希腊殖民地。 ”。 其三，对外同盟。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不是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之间的直接对抗造成的，而是同盟国之间的冲突和对抗造成的。 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晚期，最初只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少数城邦，但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大部分伯罗奔尼撒城邦都加入了这个同盟。 雅典的提罗同盟成立于公元前478年，到公元前5世纪30年代末，已达到200多个成员，囊括了爱琴海沿岸和该岛大部分希腊城邦。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导火线是雅典和柯林斯(在这种情况下是斯巴达州)的冲突。 是斯巴达北部的重要盟友，也是斯巴达北部领土安全的重要屏障和缓冲地带。 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不仅是斯巴达盟国的利益，还有雅典的同盟对抗和对外扩张直接威胁着斯巴达的领土安全和政治安全。 因此，这是因为雅典将对外扩张和支持海外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战术结合起来时，“理所当然地判断斯巴达超越了单纯的武装竞争”。 即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也就是战争10年零6个月期间，雅典和斯巴达也签订了停战合同和同盟条约。 在随后的六年多里，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没有发生相互侵略的战争，同盟国之间的战争没有停止过，所以把雅典和斯巴达拖入了战争。 由此可见，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的爆发和迅速发展，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第三方因素的影响力。

二、中国回避“修昔底德陷阱”的战术应对

(1) 避免实力决定论的理论陷阱，掌握战术自主性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常常以寻找“普遍规律”为己任，在结构现实主义的推动下，将“啄木鸟陷阱”视为国际关系中的“铁律”。 这是因为西方学者偏重于权力变迁和转移引起的国际冲突的一面，夸大了冲突的程度(将安全困境和常规冲突夸大为战争)，而忽视了权力变迁和转移可以更有效管理的一面。 历史上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5、16世纪达成的霸权合作和英、美在20世纪实现的霸权和平转移。 由此可见，同样面临着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权力变迁与转移，不同国家推行的不同政治战术在霸权国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和平(合作)与战争(冲突)的不同状态。 对同一个国家来说，在权力变迁和过渡历史的快速发展中，也不会受到“啄木鸟陷阱”这一“必然规律”的困扰。 正如英国从未受到“啄木鸟陷阱”的困扰一样，无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战术都“助其一路破局”。 由此可见，政治战术对“啄木鸟陷阱”能否形成至关重要。 在古希腊时代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啄木鸟陷阱”中，美国国际相关人士约瑟夫·奈等人也指出:“导致雅典灭亡的30年战争不是‘不可使用’，而是关系到人的决定。” 回归今天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对格雷厄姆·埃里森来说，他也在逐渐修正其观点。 艾莉森随后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在过去500年的历史快速发展中，崛起国挑战守成国的例子有16例，其中12例走向战争，但也有4例表明这种权力转移关系最终避免了战争。 他认为:“以双方巨大而艰难的调整为代价，包括态度和行动两个方面。” 因此，“这个强大的结构要素并不是证明国家领导人是历史规则的囚犯”。 这表明，在崛起的困境中难以推行较为有效的政治战术，但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很大。

二战后，美国在与苏联争夺霸权的过程中可以超越殖民时代英法的扩张战争模式，通过遏制战术取得成功。 纵观当前新兴国家的集体崛起，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的崛起，迄今为止至少没有重复过“啄木鸟陷阱”。

总之，无论是古代雅典和斯巴达之间，还是现代中国和美国之间，政治战术对两国之间“啄木鸟陷阱”的形成都很重要。 实力决定论完全不顾崛起国和守成国的主观因素和战术选择，把崛起国视为必然的“破坏国际秩序”“邪恶”力量，守成国成为维持国际秩序的“正义”力量。 这实际上也是为守成国谋求理论和实践战术上的自主性。 因此，我相信中国能够避免这种“实力决定论”的理论陷阱，保持应对中美结构矛盾的战术力量，通过政治战术的创新和优化，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霸权必战”的“历史规律”，把握战术自主性

(2)用改革开放战术反复推进国家的可持续快速发展和崛起

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环境中，依赖战争掠夺土地、人口、财富，试图推动实力的快速发展和崛起显然是不理智、不现实的。 战争的价格，不仅仅是经济价格，包括政治价格越来越高，预计战争的利润越来越不现实。 以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为例，尽管美国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其经济价格却达到了3万亿美元，政治和安全利益尚不明朗。 2003年以来，美国财政状况恶化，预算赤字大幅上升。 而且，伊拉克战争的费用对涉及美国长期快速发展的科学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等也产生了“挤出效应”。 甚至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战争也是如此，但对大国和大国来说，战争利益的期望更不现实。 目前，大国之间的“核恐怖平衡”机制向更全面的“战争恐怖平衡”转变，大国之间不仅产生了对“核战争”的恐惧，也产生了对常规战争的恐惧。 因此，国家之间的竞争转向了“内功”和竞争改革。 只有“采取改革和开放两个并行的政策”，一个国家才有可持续快速发展和崛起的动力。 对中美两国来说，更是如此。 从1978年到1978年，“改革”一词在中国《政府事业报告》中出现了2857次。 与改革相对应的“reform”一词在美国的“一般教科书”中共计出现了279次。 由此可见，中美两国政府相当重视改革。 因此，站在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和中美关系大快速发展的历史起点上，统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和中美关系快速发展，意义重大。

(3)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性地管理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

目前中美双边关系的迅速发展也越来越具有外在性和第三方性。 中美双方能否解决和管理双边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已经成为重要挑战。 近年来，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等与中国的争端和朝鲜半岛争端等成为影响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的特别重要的第三方因素。 米尔斯海默认为，中美之间的有限战争和代理人战争也有可能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海和钓鱼岛爆发。 因此，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中美自身。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突破狭隘的双边关系论，轻易把自己比作“霸权必战”之一。 对比“啄木鸟陷阱”的批评，一些学者常常从这一理论“逆转”的比附或类比中寻求论据，认为将中国与雅典、美国与斯巴达进行类比是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今天的中国和历史上的雅典除了在实力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方面相似之外，在其他方面不仅不太相似，还显示出相反的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有点像历史上的斯巴达。 这样单一的类比没有实际意义，反而会陷入“啄木鸟陷阱”的理论陷阱。 事实上，美国在这方面非常灵活，为了不同的理论目的，既可以投靠雅典，也可以投靠斯巴达。 因此，应该从雅典和斯巴达的政治战术中分别或共同的经验中学习。

另一方面，我们要确定中美之间的核心优势差异，积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关系到国家基础性、根本性和战术性的利益。 其维度包括主权、安全、快速发展三个方面。 但是，不同的国家在同一时期或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其目标、副本、战术和手段不同。 特别是对中美两国来说，这种差异更为明显。 关于中国的核心好处，在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快速发展》白皮书中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进行了全面、准确的概述。 “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基本保障”。 这使得国外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有了新的、更确定的、系统的认知。 在核心利益方面相互理解、尊重、适应、共进，对于突破“啄木鸟陷阱”，稳步发展国际关系健康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经历了同盟模式、不结盟模式、伙伴关系模式、命运共同体模式的演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积极建立与世界大国和地区重要国家的战术伙伴关系，强调不结盟、对抗、与第三方的对比。 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和崛起困境的加剧，学术界关于中海外交改革的争议较大，其中一个焦点是不结盟的大致取舍或调整问题。

中国一直采取不结盟战术，但在崛起和全球拓展中需要有战术意义的合作伙伴。 新形势下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可以促进不结盟和战术伙伴之间的平衡。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强调要建立“周边命运共同体”。 基于大国之间以前流传的安全重要性下降和核大国之间的破坏性平衡，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很可能转移或升级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冲突或战争。 因此，积极建立周边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 中国和周边国家要建立的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合作不断加深的关系，是成员国在安全问题上相互理解、支持，在快速发展与合作的过程中提高所有国家安全水平的关系，也为中国和周边国家提供了精神联系。 其中，经济共同体当然是基础，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更为重要，尤其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性。 应该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做法，将“以周边为主”置于“大国关键”之前，通过周边共同体的实质性构建建设性地管理第三方因素，不让中美双方利用第三方打压对方，或者让第三方“火中取栗”与中美双方的矛盾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