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本土化没有止境”

本篇文章2464字，读完约6分钟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

在中国社会科学主干学科中，社会学最早，最重视本土化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老一辈社会学家吴文藻(费孝通先生)、杨开道、许仕廉等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 复兴的中国社会学继承了社会学中国化、社会学本土化的优秀。 社会学的本土化当然不仅仅意味着研究议题的本土化，更意味着创新社会学的理论和做法，融入中华大地的文明之中。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最基本的话题上。 我们应该如何认知中国社会呢？ 这是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界最核心的话题。 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是学术界长久以来的话题，随着现代化的深化，我们不断有新的认知。

如何认识超巨大人口社会

据统计，中国清代人口急剧增加，从宋、明高峰期的1.1亿人增加到清末时期的4亿多人。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为6亿人，此后一直上升，达到今天的近14亿人。 巨大的人口社会的直接后果是人均平均资源极其匮乏。 例如，我国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不足世界人均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是世界13人均平均水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 对基本国情的认识提醒我们，陈云同志六个字深，“人口多，基础薄”。 因此，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表示:“我们的现代化不是像你们这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迄今为止，我们的经济总量巨大，但人均平均水平受到严重制约。 对近14亿人的社会来说，能让所有人过上小康的生活，始终是最重要的任务。 因此，民生问题始终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目前，我们正在建立覆盖所有身体的现代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但至今未能实现全国统一，面临的最大课题还是超庞大人口社会的课题。 14亿人口的乘数效应也是惊人的，例如很多人扔垃圾会造成灾害，因此提高每个国民的基本素质也是一大课题。

超巨大人口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

这涉及中国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权力中心的皇权垄断着巨大的财富，广大农民贫困。 中国城乡差异由来已久，历史上有“国民、野人”之分。 这样大的社会差异是基于身份等级而存在的。 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有三六九等说法，《左传》中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国语》中有“明等级以上导之礼”，还有天子、诸侯、勋爵大夫、士、老百姓的划分等。 身份水平意识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极其深远。 梁山泊好汉不仅重视排名，而且一直以来都在举办会议活动，放置排名、桌签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这样的身份等级特别容易与官位相结合，官与民是自古以来的基本社会阶层，因此中国也被称为官民社会。 身份等级现象仍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科举创造了选拔精英的重要渠道，但至今，全民高度关注的“高考”，其重大的社会功能仍然是选拔精英。

资源配置的比较有效性还有待研究

中国自秦以来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2000多年来基本上都是君主独裁体制。 必须承认这种体制结构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11年以后，尝试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体制，但经常遇到水土不服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经验教训很多。 党和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是我们的特点，集中统一管理、举国体制取得了巨大成果。 但是，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明显存在弊端，对这一弊端，党中央的文件曾有过非常深刻的批判。 改革开放后，一个很大的变化是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带来了经济的巨大繁荣。 所以，要认真解决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平衡关系，而不是一个积极性，要发挥很多积极性。 邓小平说:“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种改革不能挪用西方所谓的民主主义，不能挪用他们的三种权利，不能挪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主义。 ”。 我们不使用西方三权鼎立，但也必须约束公共权力，习主席指出“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牢笼里”。 必须承认，如何将集中管理的一元化机制与现代民主主义联系起来，从社会学上来看是介于探索空之间的。

家庭伦理本位社会对现代社会有何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宗教社会，所以我们依赖什么来维持社会呢？ 就是依靠家庭伦理本位的精神理念来维持社会。 我国在历史上长期实践着家族、家族的基础自治体，族长、贵族阶层在自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样的基础自治体有所谓的皇权不去乡下的说法。 由于家庭关系、家庭伦理的中心位置，自古以来就有“以孝治国”的说法。 进入现代体制后，家族宗族机制解体，但家庭仍是最基本的社会生存单元。 夫妻、母子、祖父母、祖母爷爷等，仍然依赖于经济社会、互助、感情最密切的社会共同体。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社会学研究表明，任何社会政策只要尊重和维护家庭共同体的好处，都容易实施和宣传，将成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巨大动力。 相反，无视或无视家庭共同体好处的政策极难实施，不仅常常受挫，还会损害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对广大人民来说，家庭是生命的根源、核心，家庭的利益至关重要。 当然，必须承认，20世纪80年代以后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家庭小型化对家庭伦理本位的信仰信念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实施第二子政策后有所缓和。

社会学从中华民族信仰信念体系的角度来认知家庭功能。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宗教社会，社会道德、信仰价值观的形成基于家庭伦理本位，家庭崇尚是民族崇尚的基础，家庭伦理本位的内在制约是中国人行为内在制约的基础，对建设法治社会、构建中华民族信仰信念的意义都很重要。

除了以上四个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特征。 例如，解决社会关系是“整体利益社会”的想法，将整体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强调国家整体利益和个人对国家的忠诚。 这种整体利益又由土地公支撑，这与“个人本位”的西方社会完全不同。 在社会意识形态上，非常强调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长期形成“治乱兴亡”的观念，好社会是“大治社会”，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坏社会是乱世的发生。 崇尚礼仪社会、和谐社会等，请不要拘泥于篇幅进行说明。 总之，社会学的本土化是根据对中国社会认知的深化调整社会学的理论和做法，这种认知的深化是无止境的，社会学的本土化也是无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