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形势年终锐评”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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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际形势热点众多，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相互博弈的势头明显加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拥有“美国优先”的外交战略，继续执行“烽火外交”，打击中国的贸易战和战术。 为了深入分析年度形势，12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术研究室和《世界经济与政治》部共同举办了“2019年中国与世界——国际形势年末尖锐述评”，邀请了国际关系研究行业的中青年学者，取得了他们多年来深入思考或研究的议题成果和体会。

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赵芮教授指出，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中，中国也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问题研究至此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时刻。 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为此做了很多努力，已经显现出效果。 这次会议的关键词是“犀利评”，希望会议专家展示“锐气”的评论，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评估事件和议题，提出深刻的创造性观点和政策建议。

《世界经济与政治》部主任袁正清研究员主持了第一节的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的赵海博士认为，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在最近的讲话中强调，美国海外交往行为中的军事逻辑超越经济逻辑占据优势，即分胜负，而不是胜利。 这意味着国际关系行业面临地缘经济回归的大趋势。 他认为，未来的战争不是战场，而是金融市场、技术和投资等行业，“不流血、不分前线和后方，但更是残酷激烈的竞争”。 因此，对中国来说，现在需要考虑的重点是在“保证国家充分安全”和“不损害经济稳定增长”之间寻找均衡点，因为特别关注产业链的安全。

《世界经济与政治》部肖河副研究员正在研究日美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参考意义。 他简单地希望日本单方面让步日美贸易摩擦的过程，损害自身的核心利益，不能认为这是最终标记“广场协定”并中断自身崛起的过程。 《广场协定》引发“失去的十年”并不是日本有意向“核心优势”让步，而是没有充分考虑自身现有的其他结构性问题，长时间汇率操纵、银领域转型、公司相互持股等多因素的沉重 对美日贸易摩擦的回顾有利于不从历史中吸取错误的教训，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不能认为中国没有日本和美国之间紧密的政治、安全的联系就自然有其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全球战术研究院研究员张洁认为，中国境外建设港口时采取“水龙头模式”未必是最佳选择。 “水龙头模式”是指前港(口) +中(工业园区) +后城(市)三者结合的模式，来源于深圳水龙头的建设经验。 这个模式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风险大，所谓的地缘政治价值也需要问号。 以斯里兰卡的亨特塔港为例，港口和相应的机场建成后，由于货物和人流不足，必须考虑建设工业园区、停止国际货轮。 这让负责建设的公司和贷款银行承担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中国公司在科伦坡港口建设中采用了另一种模式:改造和提高现有港口的设施和综合能力，实现滚动的快速发展，以较少的投资在短时间内实现盈利。 两种模式的对应，科伦坡港口的竞争特征明显。 东道国一般喜欢“水龙头模式”，但对中国来说，将来使用科伦坡港口模式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中央党校樊吉社教授着重分析国际核秩序的松动风险和可重构性。 他认为，与冷战时期美苏两极主导的核秩序不同，当前的大国战术竞争取代了协调与合作，打破了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默契，国际核秩序出现了松动。

国际战术室主任薛力研究员主持了第二节会议。

厦门大学历史系陈遥博士近年来专注于“国际信誉度”理论的构建。 他认为，权力转移将引发国际社会三大“系统性信任危机”，首要包括比较崛起国、霸权国和前两者之间的信任危机。 在这次发言中，他将信任力用于分解衰退霸权的美国例子。 他认为，权力有强制力、可交换性权力、可靠性权力、吸引性权力四大面孔，信誉度是其中“效率——价格”最优的，有效地比较了上述系统性信任危机。 他进一步提出了信任力公式:信任力= (善意+责任+制度+透明+信用)×相互作用。 他发现特朗普政府的信任度在下降，衰退霸权的信任危机有助于增强崛起国的信任度。 然而，霸权国家对信任危机的过度反应可能加剧崛起国的信任困境。 据此，他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借力，从五个指标上提高自己的信誉度，推动中国崛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楼春豪指出，莫迪2.0时代的印度将继续在内政方面推进“印度教治国”。 经济层面深层改革的意愿在下降，在走向保守和民粹主义的外交方面，积极强调“印度优先”“邻国优先”和大国平衡，采取更灵活的“战术自主”，即基于议题的“多边同盟”，美日印澳四国同盟成为一个试点点 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面对强烈对华表示强烈冲动的印度，中印关系稳定的价格将会增大。 南亚地缘格局多而复杂，区域力量格局未必能在有利于印度的多边体系改革等方面得到印度的真正支持与合作。

来自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的任琳主任认为，短期内全球治理体系重建的可能性不高，首要原因是其投入-产出比过高。 对现成体系表示不满的美国一方面退出或威胁国际组织，另一方面也要求重新定位或制定现有体系下的制度、规则、规范，将其好处的需求嵌入到现成的规则体系中。 二战后形成的这个规则体系确实为世界的和平、快速发展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时，要提高自身参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能力，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智力支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出新思路，如治理体系兼容性大国的利益 另外，应该将各种新事物、新规则、新标准纳入未来治理体系，应将市场和主权国家两大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力度纳入治理体系。

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室主任冯维江研究员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模式分为三类，一维经济社会模式中的国家实力标准在人口二维经济社会模式中不仅看人口规模，还看人均平均资本。现在从二维经济转换为三维经济，加入了技术这个维度。 中国在三维经济社会模式的转变中落后，意味着之前的所有成果都有可能为零。 美国有可能限制中国技术维度的上升，将采取预防性的打击。

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欧阳向英研究员认为，中俄奉行不结盟、对抗、不比较的第三方大体上彼此在国际层面的几个议题上保持高度的战术合作，有各自国家的利益和快速发展计划。 普京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在民族认同和国家战术上能否得到有力的支持，决定着俄罗斯东向战术转移能否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俄合作深化的进展和成效。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术研究院中海外交研究所所长罗建波教授认为，国家威望对中国非常重要，迅速发展“一带一路”，国际道义与国家威望必须协调。 形成威望最快的方法是大战，在大战结束的时代，通过提高战术威慑力、规则形成力、道义引导力、外交计划力来形成国家威望。 他认为，中国在重大核心利益和基本问题上，奋发有为，在不那么核心的地区和问题上，应该齐心协力。

(供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经济与政治系博士生苗蓓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经济与政治系教授，世经政所研究员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