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时代对中国认识的一抹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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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徐静波

袁定的私人教师李大钊是北洋法政学堂的授课教师吉野作造1906年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是为了谋生，而不是对中国有趣。 但从1916年开始，他意识到中国已经出现了崛起的新生力量。 1919年，吉野面对日本国内舆论的喧嚣，发出了冷静而透彻的声音，给日本国民写了最先介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文案。

大约100年前，日本提出思想家，可以说是大正民主运动最有名的理论旗手，为日本政党内阁的诞生营造了政治和社会气氛。 他还是明治文化的研究家，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卓越的地位。 这个身体就是吉野作造( 1878—1933 )。 但是，我对吉野的创作最感兴趣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他和中国关系密切。 他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案，包括两部专著，与孙中山、黄兴、戴季陶、李大钊等有关。 有趣的是，吉野作造在他的大部分文案中，而且发出了与当代日本主流认识大不相同的声音。 如果这样的声音在当时以后的日本成为主旋律的话，将来日本的航向将是另一条轨迹。 那么，吉野作造在他的文案中展现了怎样的中国认识？ 100年前的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认识呢？ 那也从他的思想资源和中国的因缘开始。

有点奇怪，吉野作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没什么意思。

吉野作造的家曾兼营报刊书籍的销售，他很早就与书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吉野从小就很有才华，小学、中学都是第一名毕业，小时候的数学成绩特别优异。 之后，无考试进入第二高等学校(东北大学前身)法科，1900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系，4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进入研究生院深造。 他的青年时代，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个是他20岁的时候正式信奉基督教，接受了教会的洗礼。 在那之后，基督教思想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 第二，他开始为社会主义倾倒，浏览许多西文的社会主义文献，参加社会主义读书团体的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广泛传播的时代，出现了幸德秋水、堺利彦、片山潜等社会主义活动家，也惠及了德秋水的“廿世纪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的诞生。 吉野作造从基督教思想关注社会主义思想，有他内在的成长逻辑。 在他将来的言论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左翼倾向，但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也是他思想的底流之一。

由于吉野学业的出色，他本来可以在东大教书，但一时没能如愿。 1905年末，当时担任法政大学校长的梅谦次郎建议吉野作为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的私人教师去天津。 到目前为止，吉野作造与中国几乎没有交集，没有充分的迹象表明他对中国的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也似乎没有表现出中国古典的教养。 根据他的自传，他最初读的汉文着作是水户藩青山延于根据自着《大日本史》改写的《皇朝史略》，那是9岁时，他的两个姐姐指导他，后来读了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哈》)。 以下引文为“《选集》”)。 从他自传的文案中，几乎找不到关于中国古典和中国历史的记载。 这种情况似乎和他同时代的人有点不同。 他去中国的最初动机可能是为了谋生。

1906年1月24日，吉野带着妻子和女儿乘山东丸从神户出港，到达山东芝罘(今烟台)后，换乘德国客船前往秦皇岛，经铁路到达天津。 由于待遇方面双方理解错误，袁家没有负担吉野的饮食，头半年生活有些艰苦，常常要依靠朋友的债务生活。 同年6月，袁克定被任命为奉天省省长连处总弁，7~9月吉野与袁克定一起去了奉天(今沈阳)。 往前走，袁世凯见过他一次。 吉野对他的印象是“穿着粗棉衣服的翁”，“看到后，他笑着伸手和我握手，那表情的随行让我吃惊。 ”。 (本文日语引文均由笔者从原文翻译，《清国之夏》、《选集》第12卷第265页)袁世凯只向他致了招呼，标志着会见结束。 吉野的工作是教袁克定行政法、国际法，浏览相关书籍。 从1907年3月开始，以直隶监督所翻译官的名义，在监督所教授每天2小时的战时国际法。 学员有7人，“曾在日本留学，日语流利，均为监督所的高级官员。 ”。 (吉野1907年3月25日日记，《选集》第13卷第18页) 1907年9月，袁世凯在天津开设北洋法政学堂，目的是培养法政人才，学生分为两个班，“高级班”(行政科)，另一个是“职务班” 学生中后来有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 吉野的日记中记载了政治学科目考试的两个主题。 1 )近世文明各国尊重个人自由和利益，所以在那里吗？ 试图证明； 2 )证明法治主义的发达历史(《选集》第13卷第59页)。 由此可见，吉野试图向中国介绍西方近代的人权思想和法治体系，也可以了解吉野本人政治思想的主脉。 考试结束的那年12月，吉野辞去了法政学堂的教职。 吉野在中国呆到1909年1月，然后坐船回国。

有点不可思议的是，三年来在中国的岁月，并没有引起吉野对未来中国的关注。 他自己对他之后的中国认识没有任何影响。 “呆了三年，社会上误以为我对中国有所了解，但实际上并不太了解。 那时我主要住在北方，接触的是官场人士。 我想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交一些朋友，但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我没有遇到可以信赖的人。 因此，虽然在中国呆了3年，但觉得中国没有像样的人物，失望而归。 我认为中国没有光明的前途。 所以，我今后也不打算研究中国的问题。 我对中国的事件完全不知道。 ”。 (《关于支那问题》，《选集》第13卷第420—421页)从吉野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来看，他几乎没有接触过儒家经典和中国文化，在中国的三年里，他也没有到过中国的名胜古迹，除了讲义外，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中国社会和中国。 他热心参加当地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每周都去教堂，向信徒们宣扬社会主义思想。 说起来，他绝不是亚洲主义者，也没有那个时代许多日本人所具有的东亚连带意识。 他来中国，首要目的是谋生，不是一个理由，而是因为对中国有趣。 他内心关注和仰慕的，一直像欧美一样。

因为听说回国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后有机会去欧洲留学，马上申请，最终如愿以偿。 1910年4月至1913年6月，游历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3年以上，学习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在各大学旁听课程，愉快地旁听德意志帝国议会的选举演说，并担任日内瓦世界议员 回国后，在各种场合开始鼓吹欧洲的宪法思想和选举制度，相继发表了许多政治论文草案，宣传民本主义(实质上是民主主义)。 最有名的是1916年1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的100页以上的长文(《宪政的本义之说》)

他真正把眼球对准中国，是两大机缘。 一是从1914年2月开始在吉野新开设的政法学校上课，认识了戴季陶等许多早期国民党人。 1913年9月孙中山策动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相继流亡日本，试图重整旗鼓。 1914年2月，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法律顾问的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寺尾亨博士( 1859—1925岁)在东京设立政法学校，培养训练想要改造中国的中青年，教师中聚集了东京帝大的优秀教授，刚从欧美游学回来的吉野也受邀教授政治史。 之后，在1919年6月学校关闭之前，吉野多次在这所学校上课，学生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他接触到了与此前天津时代接触过的官场略有不同的中国人，多少对中国问题有所关心。

1915年4月，请戴季陶在东京大学政治史讲座上发表题为“支那思想的变迁”的演讲，6月5日在筑地的“同气俱乐部”举行的“外交问题研究”的会议上，见到了发表演讲的孙中山，之后一起吃饭，戴季陶担任了现场翻译。 二是受托对近代中国革命进程进行研究。 孙中山第二次革命失败后，从1905年前后开始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头山满( 1855—1944 )、寺尾亨等人请吉野从政治学专业的立场研究孙中山等人的中国革命史，在日本传播他们的革命精神。 头山满基本上是国家主义者，扩大日本国家利益是他活动的出发点，1881年创立了“玄洋社”，但他也是亚洲主义者，主张东亚各国合作抵制西方势力的进入，支持了代表中国新生力量的孙中山革命党。 受山满等人的委托，吉野认真关注了此前辛亥革命和之后革命党的动向，除了阅读文献外，还积极与戴季陶、殷汝耕等人交往，之后多次与黄兴相遇，从他们那里直接了解了革命的宗旨、活动、今后的计划。 1915年末，1906年左右开始与宋教仁等革命党交往，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向中国声援的北一辉( 1883—1937 )写了《支那革命党与革命支那》，送给吉野，吉野读后称赞，访问了北一辉。

从1915年开始，吉野将他相当大的精力转移到了中国问题和日中关系上。 就在此时，日本政府在一战爆发之际驱逐了中国胶州湾的德国势力，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扩张日本权益的“二十一条”。 显然这是非常过分、蛮横无理的要求，不仅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对，吉野任教的法政学校的中国学生也为了抗议而停课。 吉野对此也表示关注，并于当年6月迅速出版了《日支谈判论》，详细讨论了日本的对华政策。 从狭隘的日本人的角度来看，“二十一条”从日本帝国的角度来看，被认为是“大致最低限度的要求”、“从帝国未来中国的迅速发展来看，是极为恰当的处置”，肯定了“二十一条”的正当性。 这个发言后来被认为是吉野作造对华观的污点，但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吉野没有摆脱大部分时代的日本人所持的国家主义情结。 但是，从基督教徒、多少有点社会主义思想的宪政主义者的角度也明确指出:“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理想是帮助中国，与中国合作，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强国，在全行业扩展自身势力，并以此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不能分割中国的领土。 必须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尊重独立，逐一发挥他们的国家和人民的能力。 这是我们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 ”。 (《选集》第8卷，第134-135页)在这里，吉野展现了他的两面性:多次尝试自由平等的基督教，甚至社会主义的角度，都没能摆脱国家主义的角度。

从1916年开始，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研究和中国革命党人的频繁交流，一方面使人认识到中国出现了崛起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促使他的基督教思想和宪政主义思想以平等的态度看待周边邻国。 1916年3~4月，奉政府之命考察了韩国和满洲的部分地区，写了《对满韩的考察》一文。 文案中关于日本的所谓满洲“经营”，警告说日本不要太贪婪，也不要太露骨地强调日本的好处。 关于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反对和反抗心，他说:“(中国人的行为)有点狂热，但总体来说，爱国心的爆发是今天谈论现代中国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因此，目前中国的民心一方面主张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唤起了对外国入侵的强烈抵抗。 ”。 (《选集》第9卷，第42页)

我感兴趣的是，1916年，在谈到日本对待中国的政策时，吉野采用了“悍然”、“侵略”一词。 在《日枝亲善论》中，他指出，中国本来就以中华大国自居，看不起小国日本，殊不知小国日本现在成了东方强国，趾高气扬、蛮横、有时傲慢的姿态看不起大国中国，中国对日本怀有亲切的感情，“从日本方面来看，其相反， (《选集》第8卷第206页)因此，为了与中国建立真正的亲善关系，日本对华的扩张政策必须重弦。

受托研究中国革命党的历史后，吉野认识到中国新兴力量和未来的希望在于孙中山一派的革命党。 当时日本主流的看法是将这一时期中国南北之间的力量角逐视为权力之争，但吉野认为革命党的主张和行动体现了“改革弊政、建设新中国充满活力的全民族需求”，代表了中国未来的新兴力量(《选集》第8卷第257页)。 1917年8月，吉野出版了他花了大半年时间写的《支那革命小史》。 这本书由八章和附录构成。 复印件相当详细，不仅仅是革命史。 实际上，这是甲午战争前后到第三次革命的风起云涌中国政治史。 他在序言中说:“最近20年的中国革命运动，可以说诞生了新中国的诞生过程。 中国是否有未来，很可能取决于革命运动的前途。 ……《支那革命小史》其实是我直言不讳地讲述中国人为了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书，也借此机会表达对中国民族的敬意。 ”。 (《选集》第7卷第3页)

也就是说，1916年以后，吉野创造的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中国革命党人连战连败、连战连败的不屈精神深深打动了他。 他知道前途还很坎坷，但只要这些新生的力量还在迅速发展，中国就应该有未来。 当时的日本人，包括资深的中国研究家内藤湖南等在内，大多觉得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改变中国不容易，要借助日本的力量，帮助日本改造中国(内藤湖南《支那论》，1914年)。 吉野很早就发现了中国新兴力量的崛起，他们看到了中国稍显光明的前景。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随后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 日本媒体对此迅速进行了报道，《朝日信息》5月5日刊登的软文标题“北京发生焚烧事件”，小标题为“排日学生暴动、章公使重伤、曹汝霖宅邸纵火”。 当天，《东京日情报》报道的主题是“北京发生排日暴动”，小标题是“一千多名北京大学生，发出了如山东所愿的尖锐叫声，闯进了曹汝霖的住宅”。 被日本媒体所迷惑，在通常的日本人眼里，五四成了暴徒们的狂欢。 5月7日，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访问驻日本中国公使馆，抗议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软弱无力，结果被日本警察逮捕，吉野作造为救援奔走。

关于五四新闻，吉野作造大概来自这些日语报纸，但是面对舆论的喧嚣，他发出了冷静透彻的声音，在6~7月的《中央公论》和《新人》杂志上刊登了《不辱骂北京学生的行为》《北京大学学生的骚扰事件》《狂乱的惩罚中国论》 提出了与普通舆论不同的看法。 “要根绝中国的排日不良，其良策不是帮助章曹诸君的亲日派，压迫民间不公正，而是自我抑制军阀财阀的对中政策，让邻国朋友了解日本国民内心希望和平的要求。 因此，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将我们所爱的日本从军阀财阀中解放出来。 在这点上，北京的学生运动不也和我们的目标志向完全一致吗？ (《选集》第9卷第238页)“北京最近发生的事情，不能视为以往经常发生的单纯的盲目的排日运动。 第一，他们的行为完全是自愿的，没有人煽动的第二，在他们的运动中，掀起了确定的精神。 第三，那些运动不是单一的列日。 ……只是他们采取的手段狂暴和极端不文明，我对此感到遗憾。 ”。 (《选集》第9卷第239—240页)吉野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和宪法主义者，他主张一切需求必须以和平合法的方式表达，对于北京学生殴打章宗祥、焚烧赵家楼的行为，他自然不赞同，但北京学生的行为。 吉野在文案中，较大地介绍了最近两三年来北京大学的新思想。 “在校长蔡元培的引导下，洋溢着浓厚的欧美新空气。 最近出版了《新潮》和《新青年》等杂志，努力鼓励新思想新文学，他们称之为“文学革命”。 站在这场新运动面前摇旗呐喊的有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傅斯年，有人认为孔孟的教诲已经不适合当今世界，也有人主张言文一致的新文体。 ”。 (《选集》第9卷第240—241页)这似乎是我见过的向日本人介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早的拷贝。 次年1920年11月，中国文学研究家青木正儿( 1887—1964岁)在京都帝国大学的《支那学》杂志上发表了《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更全面地介绍了五四新文学运动。 作为评论家，吉野的眼睛和感觉还相当敏锐。

吉野由此认为，应该组织北京大学的师生来日本，与日本师生面对面交流，藉此表达彼此内心的真实想法，消除隔阂和误解，如果这比较有效，将派遣日本大学的师生前往中国。 于是他在6月给北京大学的教授李大钊写信，把自己发表的关于五四的复印件也一起寄给了李大钊。 这些信件和文案后来以《吉野博士我国最近的风潮观》为题翻译成6月18日至19日的北京《晨报》，受到中国舆论的好评。 李大钊表示非常欢迎吉野访问中国和演讲。 那时，一位叫冈上的朋友去了北京，吉野请他和李大钊具体洽谈师生互访计划。 李大钊说，派遣学生团到日本可能在中国引起误解，让青年教授先访日是妥当的(根据吉野作造《日支国民亲善确立的曙光——两国青年理解的新运动》一文，《选集》第9卷)。 结果，1920年5月9日至6月10日，由徐彦之、康白情等5名学生组成的北京大学学生团持李大钊等3名教授的介绍信访问日本，一行在东京、京都等地与当地日本教师进行了更深入的对话和交流，吉野也积极参与了活动的安排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日本学生团本来也要去中国交流，但是由于日本当局的干扰和其他原因，最终没能去，吉野本人也没能在北京大学演讲。 1923年7月受上海日本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只在上海发表了与中国无关的演讲，之后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从20世纪80年代明治中期到20世纪10年代的大正时期，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大致有两种思潮，一种是以福泽谕吉等人为首的“脱亚论”，日本抛弃了中国和朝鲜这两个顽固的邻国，以西方的典范，一个人完成了国家的变革，进入了欧美的行列 另一种是以“兴亚会”、“振亚社”、“东亚同文会”等为代表的亚洲主义思潮，主张与中国、朝鲜、菲律宾、印度等亚洲国家携手对抗欧美白人势力的进入，而日本必须是这个联盟的盟主，这些 北一辉等是这一流的主要人物，发起孙中山革命运动的吉野作造在思想上既不是“脱亚论”者也不是亚洲主义者。 他的思想资源是基督教和平思想、社会主义平等思想和政治民主思想，在大正时代的“支那改造论”、“大陆经营”的国家主义呼声中，吉野作造起初没能完全摆脱国家主义的角度，但对中国(包括朝鲜)的认识，以及在日本民众中？ 异色一，是强调对中国的尊重，即尊重中国人的国民感情和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通过异色二、革命党人的第二、第三次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看到了中国新生力量的兴起，看到了五四对民族觉醒和思想启蒙的意义。 上述异色，而且古代的日本人几乎没有。 这个一流脉搏在20世纪30年代尾崎秀实( 1901—1944 )的中国研究和中国认知中得到了边缘，但尾崎在思想上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