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开启近代思想启蒙的大潮(1)”

本篇文章1620字，读完约4分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提要: 重新理解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迅速发生的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该运动的本质是思想启蒙，从沉睡的农业文明中唤醒中国，适合新的历史阶段、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

又见戊戌。

转眼之间，19世纪末期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戊戌变法，已经过了两个甲子。

120年来，中国和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世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又遇到了长达七十年的大致和平。 中国经过义和团、新政、宪政、革命、共和，到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 两甲子随后谈到戊戌，不仅历史条件不同，而且资料挖掘、视角调整，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益相关者逐渐退场，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原因及其后续影响也有不同的认识。

1 .戊戌维新运动的由来[/s2/]

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近代中国面临“西化”的再次转型，大致可以分为陈独秀、梁漱溟等人后来所说的所谓“最后的自觉”。

18世纪末期在西方出现的工业化运动，最初阶段不仅没有引起中国人的观察，反而由于工业化运动必然带来的秩序调整和不适，引起了中国人的警惕。 如果重读利玛窦以来西方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记录，翻阅戛纳来华史料，就会很容易发现18世纪的中国是世界经济比较繁荣的国家之一。 巨大的中英贸易不平衡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不适，而是期望着心安理得的中国自然会如此繁荣，所以当时的中国为了无意中理解英伦三岛的工业革命而努力，反而警惕着新的生产力、生产方法带来的混乱。

干帝和中国的政治精英对西方的警惕很敏锐。 实际上，欧洲在法国大革命后，长期陷入混乱、混战，但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很快被镇压，长达半个世纪的欧洲动荡不安。 欧洲动乱除了工业化以外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无论如何，中国在18世纪末期没有和西方跳舞，不接受工业化、西方化，融入西方，融入世界，给后世的中国带来了很多问题，但也有自觉，有警醒。

当然，总体而言，中国在18世纪的落后为后世预留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中国在欧洲基本平静后，也就是西方工业化差不多一个世纪后，不得不面对西方工业革命的后果，在经历了两次局地战争后，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走上现代化道路，形成了“超追模式”。

“赶超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当事人概括的“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学习西方形式层面的东西，如坚船利炮、声光电气化，是关于西方的身体、社会制度、政治结构 这是因为1860年以后的中国快速发展，短短30年，工业化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从小到大，建立了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中国工业体系，相应地实现了部分城市化。 迄今为止从中国传来的意想不到的事件，在那30年里成为了现实。

30年的迅猛发展提高了国力，拉近了中西发达国家工业化之间的差距，相当程度上说明了30年前清朝制定的赶超方略是正确的，“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后发特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迅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 我相信，如果中国没有遭遇后来的中日冲突，中国依然会和平建设、快速发展，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学、西学的比例必然会有所调整，以前不认为必要的自然也会成为中国的必要。 例如国际法，是西方的身体，本来不应该引入，但由于对外交流的必要性，国际法、万国公法的概念在洋务新政开始不久就传到了中国。 而且中国通过对国际公法的掌握、理解，在国际事务中获益匪浅，中国人对世界事务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

历史没有假设，历史充满了偶然。 30年经济、军事的迅速发展提高了中国人的信心，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1894年中日的局部冲突使30年的增长变得那么脆弱，不堪一击。 痛思痛想，朝野内外迅速认识到几十年的“超赶模式”忽视了文明成长的整体性。 1895年，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中国人迅速建立了新的共识，走向维新，像日本一样改造了旧制度，得到了旧国家的新生命，重建了现代中国。 这就是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的由来及其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