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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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术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赵磊

编辑: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是理解“百年不遇的大变局”的两个重要变量。 力量在变化，游戏规则在变化。 因为国际社会面临着“变局”。 今天，世界格局的最大变化是迅速的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 另一个核心要素是准明确的中国快速发展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社会主义中国越来越能够积极参与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形成。 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许多挑战，但总体上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时隔百年的大变局”具体指的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100年？ 为什么是变局？ 本文首先从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角度分析上述问题。 其中，世界格局是指第一政治力量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力量指向态势。 国际秩序，第一是指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的交往之路、游戏规则。 力量在变化，游戏规则在变化。 因为国际社会面临着“变局”。

一、新时期:国际社会来到了十字路口

过去经常听到说起中国近代史，是“时隔三千年的大变局”。 这里需要首先确定一个概念。 中国近代史和西方国家近代史不同步。 从中国史的角度看，近代是1840年-1919年(五四春雷)，现代是1919年-1949年，现代是1949年至今。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近代史是16世纪前后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酝酿、发生和迅速发展的历史。 世界现代史从20世纪初到现在，通常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罗斯10月革命为世界近代史的开始，10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上述分解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1、近代、现代、现代是相对的，中外标准不统一，同为地球，但每个国家的增长步伐、步幅不一致。 中国近代史节点比世界史标准晚340年。 因为世界近代史的逻辑是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逻辑。 《公元1500年史观》是西方中心史观。

2、世界近代史基本上是西方近代史，首要指标是海洋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革命、资本主义、民族国家。 东方的历史已经凝固，东方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没有历史。 如果有历史的话，那就是东洋何时西化，西化到什么程度的历史。

3、但是，中国现代史与世界现代史基本同步，重要的因素是“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是世界现代史的开始。

今天，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中国和快速发展中国家基本与西方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过去的垂直性、垄断性、等级性结构被扁平化、节点化、网格结构所取代。 特别是，中国从“站起”、“富裕”到“坚强”的伟大飞跃，是百年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理解“百年罕见的大变局”的重要因素。

回顾历史，李鸿章于同治11年( 1872年) 5月演奏《复议制造轮船不可裁减》，“臣盗惟欧洲各国，百十年来，从印度、南洋、南洋入侵中国、边界腹地，无不史前记载，亘古不变。 我的皇帝如天度，都与契约通商，在笼子里，随着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的遥远，徐聚集在中国，也有这3000多年的大变局”。 这里的“大变局”是指过去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侧、西侧等陆地方向，面对东南万里海疆，没有一次能深入京畿腹地的大规模入侵。 因此，晚晴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李鸿章强调要加强海防。 因为来自这样的东南海疆，可以“射箭”的西方殖民侵略在过去的三千年里从未见过面，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从时代意义上说，“大变局”是封建社会在资本主义面前崩溃的时代。

今天所说的“百年未遇的大变局”显然与“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年7月25日，国家主席习大大应邀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工商论坛，发表了“顺应时代潮流共同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讲话。 习在很大程度上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着100年来第一次的巨变。 对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快速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世界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未来十年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十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应对加速发展的十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入重塑的十年。 国际社会再次来到了去哪里的十字路口。

要理解“大变局”，除了上述三个理由之外，还有准明确中国快速发展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要素。 社会主义中国越来越能够积极参与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形成。

为什么是100年？

100年会发生世界性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不是一两个国家能应对的。 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快速赤字发展、赤字管理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反全球化、反全球化是最大的世界性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贸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政治上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右翼势力抬头，文化上美欧和欧洲内部价值观分裂。 与此相反，中国成为全球治理的稳定性力量，提倡在经济上通过“一带一路”加强全球互联互通，在政治上承担起自身负责任的大国责任，在文化上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下面具体从新格局和新秩序的角度分析“百年不遇的大变局”的具体内涵。

二、新格局:从“一超强”到“快速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

的格局和国际秩序是理解大变局的两个重要变量。 世界格局是指国际舞台第一政治力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制约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格局状态、一种力量应对态势。 国际政治学一般以“极”为单位称为世界结构，如单极、两极、多极结构等。 “极”的实力由许多要素构成，体现了综合国力。 其中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国家的“软实力”也日益成为衡量“极”的重要指标。

(一)第四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海洋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由“两极格局”进入“一超强”，关注的焦点在于主要政治力量，即区域性或全球性大国，今天，世界格局的最大变化是迅速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 以经济为例，新兴市场国家和快速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 按汇率法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近40%。 维持现在的迅速发展速度，10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的一半。 新兴市场国家和快速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是必不可少的，它将更加全面地平衡世界快速发展的布局，更加巩固世界和平的基础。

过去500年来，西方国家综合国力的特点是绝对性、压倒性的，具体表现在科学、技术、海洋等行业。 其中，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象征着瓦特改良后的蒸汽机，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大型机械生产取代了手工作业。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发生在美、德、英、法、日等许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启了“新闻时代”(计算机、通信革命)。 一个重要特征是，前三次工业革命都由西方国家主导，是西方国家的集体崛起。

需要强调的是，科学和技术始终是影响人类命运和大国关系的重要变量，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科学和技术革命。 20世纪，核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激光技术和转基因技术五大前沿技术迅速发展。 其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是电子计算机技术，人类也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但是，在过去的500年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世界上是不平衡的，科学技术的地理中心在欧洲、北美。 中国失去过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 在前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由于中国急剧衰退，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820年的1/3下降到1950年的不到1/20，落后挨打也是近代中国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今，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新闻、生物技术等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正在集中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世界的快速发展和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在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 智能时代不同于新闻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和区块链之间有着共同的优势:分布式代表着技术权威从垄断向中心化的转变。 在国际政治层面，今天的权威不是“强权”而是“共识”，中国和广大快速发展中国家拥有“共识权力”，将极大地实现与西方国家的共治。

以人工智能为例，它已成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在世界各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方面，中国、美国、日本排名前三，中国超过美国成为ai行业专利申请量最高的国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数量居世界第二。 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为王”，大数据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稀缺资源。 海量数据和巨大市场的运用是新型市场国家和快速发展的中国家的集体特征，这些国家网络数据资源迅速增加，读者数量扩大，人工智能有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城市化进程加快，结构加速，医疗、教育、养老、养老

除了科学和技术因素外，海洋也是影响权力结构的重要因素。 在过去的500年中，西方国家等于发达国家，海洋国家、海洋等于实力。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通过海洋进入世界，征服世界。 另外，金融证券、股票信用、工厂和现代产权制度、议会制度等成为国际社会的“时尚”，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模仿，因此海洋国家确立了制度上的发言权。

其实，在这些国家出海之前，郑和从1405年到-1433年下了七次西洋，但中国始终是陆权国家，经济、文化、制度的影响不是世界，而是东方最重要。 1409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战舰共计240多艘，总指挥人数达到3万人。 相反，从1519年到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实现了环球航行，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舰队只不过是5艘帆船和265名水手。 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都“云帆遮天”、浩浩荡荡，但实质上是“孤帆远影”，不在其后，也不允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 明祖对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下令“绝对禁止”。 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锁国政策直接使中国远离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一个感兴趣的现象是荷兰商人的崛起和晋商的崛起基本同步，也就是17世纪初。 晋商与荷兰商人“走出去”的原因相似。 能源、资源、产品不足。 这是因为只能进行中介贸易，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产生金融。 晋商主要经营盐业、茶叶等产品，尤以票号最为有名。 开拓海外市场，通过陆路对俄罗斯进行贸易。 作为海上车夫，荷兰的影响是全球性的，1609年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现代银行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诞生，因此只有这个面积4.1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制定了世界金融业的标准。 但是，以南北陆上贸易为基础的晋商，其影响仅限于东方。

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迄今为止，作为世界性大国，全球出现了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三个。 值得一提的是，霸权继承人大部分只有两个势力拮抗的对手经过长时间的争夺才能实现。 企图取代荷兰的不仅仅是英国，还有法国。 努力取代英国的不仅是美国，也是德国。 有兴趣的是，两个后期争夺霸权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海洋型的国家，一个是大陆型的国家，最后的结局无一例外都是海权战胜了陆权。 因此，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在过去的500年里，霸权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海洋国家内部转移了。

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对抗，成了民主与专制的对抗——代表“普遍民主制”的理想英法美诸海上强国与代表“专制”的“心脏地带”陆上强国的对抗。 今天，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是对海权结构的调整和修正。 例如，“一带一路”建设有明显的特点，中亚五国、中东欧十六国等许多重要项目都在内陆国建设。 这些国家大多是东南亚老挝、非洲埃塞俄比亚、中东欧捷克等“内锁国”( land-locked country )，这些国家一直困在大陆腹地，不与海洋相连，甚至古来 中老铁路、亚吉铁路、中欧班列等由这些“内锁国”连接海洋，成为“陆联国”( land-linked country )，实现了陆海统一、弥合的陆海冲突。

国内外很多人质疑中欧班排的存在意义，认为其运输量有限，纯粹是“形象工程”。 截至2009年10月底，中欧班排累计超过11000列，发行中欧班排的地方城市45个，目的地包括欧洲15个、亚洲11个、货物92万teu (标准箱)。 从总量来看，中欧班列确实没有达到海运规模。 按照编制规定，每列编组41辆车，每辆车配备2个标准集装箱计算，年中欧班列共运输30万teu，8年运输92万teu，海运达2.38亿teu，中欧班列低于1个长江内河码头的运输量。 但是，从国际关系层面、全球治理层面来看，中欧班排对地缘政治影响力有影响。 其影响并不是大国博弈，而是使途经的快速发展中国家向着大西洋和太平洋，使陆地和海洋真正连通。

(2)超越了啄木鸟的陷阱:范式性力量、文明性力量

对中美关系来说，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时代命题，中美双边关系具有全球治理属性，今天的中美关系“脆弱而有韧性”。 美国于1776年7月4日建国，1894年gdp成为世界第一，1914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法国、德国、日本4个国家的总和，连续125年领先于世界各国。 但是，美国的国家历史至今只有243年。 在国际社会中，一个政党统治100年的情况更加罕见，苏联从1917年10月革命到1991年12月25日解体，存在了74年。 2021年、中国建党100年、2049年、中国将迎来建国100周年，这两个百年目标不仅对中国，对世界史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有一次，加拿大学者问我:“中国能持续迅速地发展成西方国家，但能持续多久？” 中国几千年来不断的快速发展，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 诚然，中华民族的自我更新能力极强，奋发图强，但“不称霸”是典型的“文明型力量”。

欧美是典型的“范式力量”。 “正规力量”( normative power )经常被认为是美欧海外邦交的重要来源。 外交是“范式力量”的具体体现，建立在相关国家一致认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对内确定价值观，对外展示价值观，大国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加剧彼此战术上的相互猜疑和战术上的误判。

例如，在欧盟条约中，欧盟价值观规定了对个人尊严的尊重、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对人权的尊重(包括少数民族)。 想加入欧盟的国家必须尊重这些价值观，如果欧盟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违反这些价值观，会暂时剥夺成员国的权利。 并且强调了这些价值观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范式”( norms )。 这一理念强调外交塑造人们的观点，强化某种概念，认可某种意识形态。 “正规力量”是道德优越感的体现。

与美欧的模范力量不同，中国快速发展哲学的本质是文明型力量，不是对抗和改造，而是强调构建相互欣赏、相关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结构。 文明型力量不是改造对方，而是要承认差异，以个人文化自信为基础实现集体文明相互鉴。 确实，在国际社会中，差异不是导致冲突，而是人们对差异的态度导致冲突。 因为，“韬光养晦”不是策略，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位于中国特色海外交的“特”和“大”位，强者“通心”，也就是能攻心则相反。

中国的文明力量不仅体现在新的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上，也充分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落实上。 笔者在海外调查时，经常听到外国政府评价“一带一路”。 这个提案是迄今为止21世纪最具结构的全球治理方案。 西方国家提出“本国优先”，思考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议是“让世界变得更好”。

“心脏地带”是英国地政学家麦金太尔的首要观点，他将欧亚非三大洲合起来视为广阔世界海洋中的一个岛屿，并称“世界岛”，将欧亚大陆中部视为世界岛的心脏地带。 过去，心脏地带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供血”最缺乏的地方。 如上所述，中欧班列大多通过该地带，这些班列就像欧亚大陆的动脉和毛细血管一样，城市间的粘性增强，国家间的活力也增强。 最近，世界银行专门研究了“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影响，结论是，对全世界来说，运输时间平均减少1.2%-2.5%，贸易总价格减少1.1%-2.2%。 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区块来说，运输时间和贸易价格分别下降1.7%-3.2%和1.5%-2.8%。 位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经济区块收益最高，运输时间和贸易价格分别减少11.9%和10.2%。

历史经验是，在世界大战之前，一定会有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国际法学家(科德尔·哈尔等)表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经济功能失调造成的。 具体来说，保护主义关税、不公平的经济竞争、获取原材料的方法有限、政府自卫的政策以及“不受阻碍的贸易意味着和平”的信念都被抛弃了。 ”。 因此，互联互通不仅是哲学、文明，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船”和“桥”，有经济和人文粘性将增强政治韧性和战术互信。

三、新秩序:从“中心-边缘”秩序到“节点-网格”秩序

国际秩序简而言之是游戏规则，是国家共存之路。 年2月17日，习大大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诱惑国际社会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诱惑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 这是习大大首次提出“两种诱惑”。

(1)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不同

国际社会经常询问中国是否挑战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重新生炉子，建立并行的世界秩序？ 所谓“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有三大支柱:一是美国价值观，也被视为“西方价值观”，是世界秩序文化的基础；二是美国军事同盟体系，是世界秩序的安全基础；三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 这个“世界秩序”有国际政治的历史渊源，美国长期以来在这个秩序中处于指导地位。 但是，随着世界格局的迅速发展，这种“世界秩序”面临着更多的现实挑战，难以提供更有效的处理方案。

在政治方面，美国宣传西方价值观的方法在许多地方遭遇水土不服，特别是中东、非洲的一些国家旧结构被打破，新的社会结构未建立，导致了严重的动乱甚至外溢。 在国防行业中，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将超过不结盟国家的安全优势，往往会给地区热点问题增添新的许多复杂因素。 在经济方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缺陷，但这次“打败”资本主义的依然是它自己。 正如《资本论》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在于资本本身”。 金融危机给西方世界带来的，不仅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国家快速发展方向问题，还动摇着西方价值观的基础、盟友的基础。

伯尼·桑德斯在《我们的革命:西方体制的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一书中，论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衰退。 “在今天的美国，包括20%的孩子在内的43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很多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 经济不稳定，人民生活艰苦，还有一个现实。 最富有的人们和大企业从来没有为民众着想过。 大部分美国人生活困难，对未来失去信心时，富人更富，大部分新财富流入金字塔尖1%的富人手中。 美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是主要国家中最大的，是1920年以来最大的。 ”。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中国的影响大幅上升，人们想知道中国有什么样的角度。 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支持现有的国际秩序，但所采用的词汇是“国际秩序”，不是“世界秩序”，而是指几乎与《联合国宪章》宗旨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习主席9月在美国西雅图演讲时表示，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快速发展中国家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快速发展，但这不是推倒重来，而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

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都是因为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几乎没有得到有效履行。 因此，中国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不是单边主义，而是国际关系法治化，不是丛林法则，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是强权政治。

(二)渥拉斯顿的世界体系理论及其以上

纽约州立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由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三个基本维度组成的复合体。 过去的全球化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和“不平等”是这个体系的两个最主要特征。

在经济体系中，全球劳动分工体系和全球商品交换关系两条主线，把各国牢牢地粘合在巨大的世界经济网上。 但是，一体化与均等化不同，相反，中心-半边-边的层次结构表现出世界经济体的极端不平等性，不发达国家周边。 核心化和边缘化都是动态的过程。 “中心”具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特征，经济剥削“半边缘”和“边缘”。 同样，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也认为，“世界体系”的基础是“经济世界”，“经济世界”的“倾向性规则”构成了体系内不同国家和地区以一个中心点为中心，“被极划的各地区具有多个严密结构的整体” 其中，中心区与边缘、半边缘区的“不平衡与压差是经济结构整体运行的保证”。

在政治体系中，英、美等发达国家位于体系的“中心”，稍微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亚非拉等快速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 政治上追求霸权地位无异于经济上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推动力。 谋求霸权地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目标。

文化体系中，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普世价值凌驾于多民族文化之上，创造了全球统一的文化氛围。

中国追求的秩序不是西方全球化的“中心—周边”秩序，也不是过去中华帝国构建的“轴辐秩序”(朝贡体系)，而是“节点—网格”秩序，即“去中心”，是等级制，通过互联互通而形成的边缘 在实践中，最能使“节点—网格”秩序系统化的是“一带一路”建设。

在政治体系中，“一带一路”强调“去中心”、“非分极”，不追求霸权地位。 美国的盟国体系优选三种国家:一种是政治上的民主制，最好和美国一样是“三权分立”，这不仅是政治制度的选择，也是价值观的选择。 是两个地缘上的海洋国家，和美国一样重视海权，如英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通过海权联盟控制海峡和运河，抑制陆权国家的潜在挑战。 三是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

与美国以自身霸权构建的盟友体系不同(盟友体系内部也存在等级制)，“一带一路”是全球伙伴关系体系的具象化，共享、共建、共享是全球治理的大体，也是“一带一路”的大体。

在文化体系上，过去的500年中，西方是对立思维、差异性思维，中国强调共同体思维。 西方价值观要求“同”，而“一带一路”价值观要求“通”，尊重差异，强调“和而不同”。

简要总结

为什么是变局？ 因为，结构和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特别是中国，作为影响这一根本性变化的重要变量，世界历史进入中国的时候到了。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兴衰: 1500-2000年的经济变化与军事冲突》中系统比较了“快速发展的中国平衡”和“相对衰落的美国”，“从长远来看，中国代表政治和战术势力， 对美国来说，“最大的强国面临着共同的困境:虽然他们的相对实力在下降，但面对地位日益严峻的挑战，他们迫使军事行业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从而挤压生产性投资。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导致低增长和重税徘徊，加深国内积分支出项目的差异，削弱承担国防负担的能力。” 当今世界力量正处于重大变化时期，而且这种变化很可能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发展。

中国的复兴具有世界意义，将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但是，“强不称霸”、“韦光养晦”不是策略，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当然，今天的中国仍然“做大不强”，要实现“做强”，必须弥补短板，无论是结构转型还是秩序转型，都必须首先增强中国和快速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实力。

按照上面8个国家综合国力组成的各项指标排序，中国人口居世界第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军事实力居世界第三。 国家创新指数排名第17位，世界软实力排名第27位。 这些数据图像反映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整体情况，形成倒u形图(参见图1 )。 。 与产业经济的“微笑曲线”相对应，我们将其称为综合国力的“哭泣曲线”。

综合国力出现“哭泣曲线”时，公司和产业不太会“笑”。 因此，中国将聚焦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特别是创新驱动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聚焦关键技术、关键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以核心技术为主攻方向，取得变革性、卓越性的突破，实现真正质量的快速发展，帮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