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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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罗培新

有人认为商业环境是政府给予足够优惠补贴，公司纷纷到来的狂欢。 过去，为了吸引外资，各地都在竞争土地优惠、税收减免。 对公司来说，政府的各种优惠补贴一时丰厚，但真正起到决策作用的是公平高效的制度环境。

2003年首次发行以来，世行《营商环境报告》在其衡量的10个商业监管行业引发了3500多个改革。 所有这些改革都必须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来完成。

除了世行判断外，中国还必须自主优化经营者环境，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近年来，推行了证照分离、一网通办、告知承诺、轻微免罚等多种改革，这些种种，并非规则先行，改革与法治携手前进。

商业环境已经成为现在的热门词。 2019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激发市场活力，着力优化商业环境”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这种热度的背后，深层的问题是，什么是商业环境？ 商业环境为什么重要？ 商业环境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法治是最好的商业环境

“商业环境”一词来源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企业( ifc )的“doing business”项目调查。 该项目的调查始于2002年，目的是考察各国中小企业，判断公司存在周期内适用的法规，收集和拆解全面的定量数据，比较各经济区块不并购时期的商业监管环境，发表db report。 第一份《商业环境报告书》于2003年发表，包含与133个经济区块相关的5个指标。 目前，该报告包含10套指标，涉及190个经济区块。

我国的这个排行榜，曲折多年。 年大幅上升，一举上升至第32位，排名世界第46位，首次进入世界前50。 我国也成为了那一年最进步的经济阻滞之一。

据说商业环境是政府给予充分优惠补贴，公司层出不穷的狂欢。 过去，为了吸引外资，各地都在竞争土地优惠、税收减免……但是，这种模式终究是不能持续的。 对公司来说，政府的各种优惠补贴一时丰厚，但真正起到决策作用的是公平高效的制度环境。 特别照顾和附加补贴，而非一般减税，会损害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商业环境。

为此，2019年2月25日，习大大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法治是最好的经营者环境。

更好的制度更好的生活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等人提出了“制度极其重要”的命题。 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韦伯。 他用法律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得出了“合理”的法律通过为市场交易提供期待和合法性来支撑经济活动的快速发展的著名论断。 诺斯说，富裕国家成功地形成了可靠的低价制度，保护了产权，确保了合同的履行。 相反，穷国缺乏培育市场交易的这些制度安排。 他们的论证过程可以简单抽象为良性法律+良性执法=良好的经济业绩这个方程式。 结合制度的优劣和国家的贫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虽然面貌千变万化、秉性各异，但仍然大致分为包容型( inclusive )和吸收型( extractive )两大类。 在包容型经济和社会制度下，市场主体享有广泛的权利，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谁也没有机会通过垄断或市场调控获得超额利润，市场主体都或大部分生产力利润，生产力激励非常充分。 欧美发达国家和世行行长环境排名靠前的经济区块，如新西兰、新加坡、香港等，都是如此。 汲取型是指市场主体缺乏普遍的权利，由于市场垄断，生产者只能获得很小一部分的生产性利益，极缺乏生产性的激励。 例如，在历史上，欧洲殖民地是南美秘鲁、巴西、北美洲墨西哥等的殖民地。 短期内，汲取型制度也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包容型制度可以实现长时间的经济增长。

2003年开始的世界银行经营者的环境判断，沿袭了这一思想，其做法论也扎根于此:更好的制度，更好的生活。

用测定时得到

年10月30日，世界银行发布了《2019年商业环境报告书》( db2019 )。 本报告是系列年度商业环境报告的第16期。 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数据和排名由两个城市构成。 其中，上海占55%，北京占45%。 序言中，时任世行行长的金墉先生说:“测量的是收入。 在过去的16年间，没有比《商业环境报告书》更好地叙述了这句格言的报告了”。

的确，世行《营商环境报告》以严谨著称。 大部分指标以经典文献为做法论基础，设计周密的二级、二级指标，收集和拆解10个商业监管行业详细客观的数据，找出并纠正各经济板块存在的问题，引入具有竞争性、可比性、定量性和改革性的指标来衡量监管过程。 许多组织将《商业环境报告》指标纳入相关衡量标准，引发了关于“最佳商业环境”的讨论，从而推动了全球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

2003年首次发行以来，世行《营商环境报告》在其衡量的10个商业监管行业引发了3500多个改革。 年，全球改革活动达到高峰——仅18年度，就有128个经济板块进行了314场改革。 2006年，在全球范围内，注册一家公司平均花了47天，注册价格占人均收入的76%。 现在平均20天，价格也只占人均收入的23%。 在中国，时间是8.6天，价格为零。

根据db2019年的数据，改革效果最大的10个经济区块分布在5个地区，经济规模、贫富状况各不相同。 这种多样化表明，无论背景如何，只要决策者意志坚定，任何经济阻滞都可以改善商业环境。 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两大经济区块，共进行了13项改革，成为这10个经济区块的领头羊。

大数据和真实问题

世界银行的商业环境报告包括11套对中小企业和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的商业监管行业( db2019年启用了其中10项指标)，许多经济文献中都表明了这些指标的相关性和重要性。

以《成立公司》( starting a business )为例，2003年以来，100多家顶级学术杂志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判断市场准入监管环境如何影响生产效率、经济增长、就业等行业。 世行环境判断指标的第一个“成立公司”，是以四位学者共同撰写的《准入监管》( the regulation of entry )这一著名文献为理论依据的。

文案的焦点是公司正式营业前满足法律要求所需的价格，以及政府毫不拖延所需的最短时间。 数据收集结果表明，在莫桑比克，为了满足政府开办企业的要求，公司房屋必须经过19个步骤，消耗至少149个工作日，并支付256美元的费用。 在意大利，为了获得同等目的所需的许可，公司的房子需要办理16个手续，支付3946美元的费用，等待至少62个员工的日子。 相比之下，在加拿大，公司的房子只需要在两天内支付280美元的费用，只需要两个步骤就可以完成公司的设立。 在这些国家，官员的贪污程度与公司成立的复杂性成正比。

法治对改革的引领和保障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表明，改革的内驱力极其重要。 越是富裕的国家，采取了越多的改革措施，这违背了越穷的国家为了赶上富裕的国家必须改革的看法。 对于消除不必要的监管，美国的方法非常值得借鉴。 年1月26日，达沃斯论坛进入最后一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闭幕讲话说:“美国不是废二立一，而是先解除22个沉重的监管负担，以此换取新的监管规定……美国将消除一切无益的监管，让商界和员工自由快速发展，繁荣……”

我国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目的是释放市场创新创业的活力，营造良好的经营者环境。

要提高排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法律规则。 运用法律手段提高排名，符合世行的价值观和做法论。 世行报告称，自2003年首次发行以来，世行《营商环境报告》在其衡量的10个商业监管行业引发了3500多个改革。 年，全球改革活动达到高峰——仅18年度，就有128个经济板块进行了314场改革。 所有这些改革都必须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来完成。 世行环境报告书如实记载了中国2008年以来的制度变迁。

因此，各国高度重视，通过修改法律来提高世界排名。 例如，年俄罗斯在世界排名第124位，普京签署总统令，要求迅速启动大面积法律法规修订，5年内进入世界第20位。 年，俄罗斯迅速上升到世界第31位。 新加坡、新西兰等世界领先的经济区块正在关注世行指标，动态修改法律。 我国也必须以世行判断为契机，在不损害其他法益价值的前提下，启用法律简易修订程序，维护法律的市场适应性。

除了世行判断外，中国还必须自主优化营商环境，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近年来，上海推进了锐意改革，推行了证照分离、一网通经营、告知承诺、轻微免罚等多项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 这一切都不是规则先行，改革和法治携手前进。

最后，法律和政策的认知度很重要。

印度着名诗人泰戈尔写道，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明明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这篇文章用于解读政府政策和民众感情度之间的关系，同样生动活泼。 政府许多政策出台后，要赢得人们的真实感受，除了措施本身是肯定的外，变得复杂简单，用接地气的方法解读和宣传政策也很重要。

商业环境不是最好的，只是更好。 优化商业环境，始终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