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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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宇燕

摘要: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各行各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是老一辈领导人集体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后做出的重大抉择，也是实现国家繁荣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

对外开放促进了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快速发展这是古今中外经济理论和快速发展实践所解释的深刻道理。 马克思把国际经济关系切实纳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 在讨论政治经济学的做法和体系时，他说:“(4)生产的国际关系。 国际分工。 国际交换。 输出和输入。 汇率。 (五)世界市场与危机”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分工的深化和交换的扩大，分工的深化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世界经济。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

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与中国以前传达的贸易思想高度一致。 2000多年前，中国思想家、历史学家对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见解。 司马迁在《史记货物列传》中有“所多易鲜”。 《淮南子齐俗训》进一步提出:“得泽皐织网、陵坂耕田、俱易所，以所工而拙。” 司马迁说“货物繁殖”是指现代经济学中的利益和成长。 “多易而新鲜”、“俱易”、“所工易而拙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贸易思想的精髓。 这些扼要地说明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之一。 据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 通过“易”(即交换)获得贸易收益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典型事例有“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有无互通”等。 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采取符合“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的经济政策的时期，往往表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出现于两千多年前，提取地包括现代开放经济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贸易理论中的三个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繁荣迅速发展的逻辑。 在史密斯眼里，经济的快速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是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的基础条件是市场规模的扩大。 由此，可以得到扩大市场规模→加强分工和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这一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 简化以上增长逻辑，经济繁荣源于市场规模的扩大，也就是所谓的“史密斯定理”和“绝对特征理论”。

根据大卫·利卡的比较特征理论，不同国家因技术不同而劳动生产率不同，生产价格不同，所以一国在生产两种产品没有绝对特征的情况下，基本基于“两利权重，两弊权轻”，绝对 这就是所谓的“比较特征”。 这个理论进一步升华了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繁荣的理念。 马克思也对这个观点持肯定态度。 他认为，国际交换中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即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比由此获得的要多，但由此获得的商品比其自身能够生产的要便宜”。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特别强调了发表对贸易的作用。 两千年后，瑞典经济学家俄克拉荷马的研究表明，任何地区，该地区生产比较丰富的产品所需的生产要素都是最合适的。 ”。 为此，提出了关于要素差异的国际贸易理论，即“要素固有论”和“赫歇尔-奥林理论”。 《要素发表论》认为，生产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外，还有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不同的生产商品需要配置的生产要素也有差异。 据此，一国应出口以本国比较丰富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以本国比较稀少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 换句话说，在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世界各国之间要素发表的相对差异和这些要素的强度差异，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 可以通过贸易的各参与国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促进共同繁荣和快速发展。

上述贸易理论认为，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只要市场微观主体(个人或公司)或国家集中生产具有自身特点的产品，与客户交换自己没有或生产效率不如人的产品，就能够实现“从贸易中获利”，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在过去40年目睹的经济奇迹的首要源泉之一，是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获得了巨大的“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 但现实中，技术进步自始至终都是与市场规模扩大并行，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出现的，有时决定了市场规模扩大的速度和边界。 另外，前述的“易”、“交换”和“交易”的实现都并非没有条件。 这里所说的“条件”，简单来说，就是交易规则以及交易规则基于其上的制度安排。 由此可见，“中国奇迹”实现的必要条件有“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从技术进步中获得的利益”、“从制度整体中获得的利益”三个。 对中国奇迹来说，对外开放起着逻辑和实践上的先锋作用。

探讨技术进步对经济长时间增长贡献的文献汗牛充栋，其中熊彼特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熊彼特指出，增长的源泉来自创新，创新表现为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新组织方法。 从熊彼特对创新的总结可以看出，他的关注点是与技术密切相关的创新。 引起技术进步的动因有市场行为主体为了追求利益而从事的创新活动，以及引入他们的学习和他人先进的技术和组织生产的方法。 熊彼特创新理论中没有特别关注的是他关于“新市场”的讨论。 正是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和史密斯等人强调市场规模的贸易理论是合一的。

贸易和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前提条件是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的核心要素是产权的定义和保护，各行为主体尊重合同，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自己的本分功能，互不跨界。 这三个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是市场规模得以维持和扩大的条件也是市场规模扩大最终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条件 三个要素中最重要的作用是政府。 换言之，经济的繁荣取决于政府权力的比较有效的采用。 显而易见，制度安排的作用范围不限于一国之内。 国家之间的交流基于规则，国际制度和规则涵盖的广度和深度决定市场规模的大小和贸易的质量，后者反过来影响市场规模。 对长期游离于国际贸易体制之外的国家来说，接受并进入既定的国际体制不仅意味着自身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自身必须改革与既定国际体制不相容的现有体制，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这就是所谓的“倒带改革”。

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

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基本思路是阐述开放如何扩大市场规模促进长时间的经济增长 市场规模扩大有五个维度:一是参与交易的人口增加，二是参与者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提高了财富创造能力，三是可交易对象范围扩大，四是货币化程度上升，五是较为有效的制度安排覆盖面扩大和执行力加强。 五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最终导致市场规模扩大。 市场规模扩大与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将扩大市场规模→出现或增大潜在的“来自贸易的收入”→获得政府适当的产权和合同权→交易成为可能，可以顺利完成→加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通过创新和学习提高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经济 前面的讨论表明，上述逻辑框架有助于从理论上加深中国对对外开放的理解。

这里需要就全球治理做一些补充。 全球治理本质上是规范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博弈的规则体系，具有很强的“非中性”特征。 现有的国际制度和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体现了越来越多的发达经济区块的利益，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快速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明显不足。 随着世界主要国家游戏玩家之间实力的深刻变化，一点点的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处理世界问题所不可缺少的。 在这种背景下，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全力量力而为的基础上进行，大体上不是要推翻旧的系统，而是要积极推进全球管理体系的变革，创造新的火炉，在全球管理体系中 在一国具备条件时独自或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谋求改善自己在既定国际体制中的地位，无疑是合理的选择。 可以说，这些逻辑恰当地解释了中国在全球治理行业的努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一个不断展开和深化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决策者和民众对改革开放的认识逐渐加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也在不断调整。 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的中国是国际经济体系的适应者和融合者，然后成为参与者和完整者，之后努力成为国际体系改革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渐进式递进、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开放经济政策和理论。 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对外开放实践，非常符合中国以前流传的贸易理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同时也在现代贸易理论和长时间增长理论中得到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和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开始进入质变期，中国仍以自身开放引领和促进世界各国相互开放、共同开放，积极参与世界治理改革和区域经贸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果，得益于过去40年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 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优质、可持续的快速发展，仍然不能缺少进一步的改革和深化对外开放。 30多年前的邓小平说:“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世纪50年前不变，那么到了后来的50年，我们与国际经济的交流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存，更加不可分割，那么开放政策将更加不变。”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一贯的。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大大经常反复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越开越大。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年第11期《中国对外开放的理念、进程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