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德豪斯：理性乐观的环境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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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大学市场和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永伟

提要: 人们在追求gdp时，常常忽视资源和环境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诺德豪斯与托宾一起提出了“网络经济福利指标”( net economic welfare )。 与以前流传的gdp计算中的“做加法”逻辑不同，网络经济福利指标是“做加法”的，也是“做减法”的。 其第一个想法是将环境污染纳入考虑。 国家对每种污染规定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时，列出改善所需的经费，并从gdp中扣除这些改善经费。 另外，网络经济福利指标中也加入了被忽视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特豪斯( william d.nordhaus )和保罗·罗马( paul m.romer )为“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分享了这个奖项。

在两位获奖者中，罗马可谓众望所归。 “内生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他每年都很受欢迎，今年的获奖完全有道理。 因为诺德豪斯是萨缪尔森经典教科书《经济学》的合作者。 那么，诺德豪斯到底是怎样的学者，为什么能获得诺奖呢？

a .他没有离开耶鲁，而是从助理教授变成了教授

1941年5月31日，诺德豪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出生。 据说他家在美国西南部，其家族历史至少要追溯到19世纪初。 但是，诺特豪斯的父母有在美国东海岸学习生活的经验，父亲毕业于耶鲁大学。

诺德豪斯年轻时在法国念书，在巴黎的政治学院上学。 在那里，诺德豪斯接受了良好的法语和欧洲历史的教育。 回到美国后，他选择了父亲的母校耶鲁大学进行深造。 刚上大学，诺德豪斯对学术并不怎么热情，他在课余活动上花了很多时间。 他回顾说:“二年级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滑雪上了。” 本科高中的时候，诺特豪斯开始对经济学感兴趣，开始把时间集中在经济学的学习上。 期间，他选修了诺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 james tobin )等名师的课程。 诺特豪斯回忆说，托宾的课对他的思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对他未来的经济学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托宾成为诺特豪斯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

1963年，诺特豪斯从耶鲁毕业。 决心继续学习的他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作为自己的进修地。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系世界屈指可数，许多名师在这里教书。 因此，对于想进一步提高经济学修养的诺特豪斯来说，选择去麻省理工学院是“因为这是一生中最简单的决策”。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日子里，我得到了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梭罗等经济学人的悉心教导，接触了很多前沿知识。 特别是，诺德豪斯学习了关于“外部性”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思想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研究中。 1967年，诺德豪斯从麻省理工毕业后，回到母校耶鲁教书。 后来，他没有离开耶鲁，而是从助理教授变成了教授。 现在，她成为耶鲁大学地位最高的“斯特林讲座教授”，但多次为本科生授课。 当收到获得诺奖的消息时，他为了不妨碍教育，推迟了校方安排的庆祝活动。

b .环境经济学的领导者

在论战中进入环境经济学

北碚屋的研究行业广泛，在经济增长、政治周期等方面建树颇多，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将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分解引入经济分解。

受博士导师梭罗的影响，在学术生涯初期，诺特豪斯致力于成长理论的研究。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出版，关于马尔萨斯能否突破资源限制、获得持续增长的问题再次摆在人们面前，引起了巨大的争论。 当然，这场争论引起了诺特豪斯的关注。 从那以后，他成为了环境经济学家。

在“增长极限”，有一个重要观点，即有限的资源会导致增长停滞，特别是煤炭和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后，会对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 对此观点，诺特豪斯给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虽然资源数量表面上有限，但科学技术的潜力几乎可以提供无限的能源。 在1974年的论文中，诺德豪斯推算，当时的化石能源只能采用520年，但如果开发采用核燃料，现有的资源储量530亿年就足够了。 如果进一步开发太阳能，可用的能源将更加无限。 换言之，只要技术快速发展足够快，资源就不会成为制约增长的硬约束。

2、建立“纯经济福利指标”

诺德豪斯不赞同罗马俱乐部对增长的悲观看法，但他对潜在的增长障碍保持警惕。 他认为，为了重视环境和资源对增长的影响，必须有一个可以用来查明无用账目的指标体系。

衡量增长成果时，国民生产总值( gdp )是最重要的指标。 但是，在这个指标中，没有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 由于这个缺陷，人们在追求gdp时，常常忽视资源和环境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诺德豪斯与托宾一起提出了“网络经济福利指标”( net economic welfare )。 与以前流传的gdp计算中的“做加法”逻辑不同，网络经济福利指标是“做加法”的，也是“做减法”的。 其第一个想法是将环境污染纳入考虑。 国家对每种污染规定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时，列出改善所需的经费，并从gdp中扣除这些改善经费。 另外，网络经济福利指标中也加入了被忽视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

诺德豪斯和托宾利用网络经济福利指标重新计算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发现用该指标计算的经济增长率和用gdp测量的经济增长率有明显差异。 例如，美国1940年至1968年的年净经济福利收入几乎只是gdp的一半。 1968年以后，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每年的纯经济福利收入不到gdp的一半。

这项研究随后启发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思路，衡量一系列新经济活动的指标相继提出。 例如，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了网络国民福利指标1989年放大镜( robert repetoo )等提出了纯国内生产指标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 herman daly )和科布( john cobb )提出了可持续的经济福利

3 .探索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

诺特豪斯非常关心气候变化问题。 他认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人类生产过程中经常被忽视的“外部性”问题。 这是因为，温室气体排放不容易解决，因此在从事生产时必须仔细权衡价格-利润，在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为了理解气候变化对增长可能造成的威胁，他试图将气候这一要素纳入以前流传下来的增长模式中。 他的方法很简单。 影响气候的二氧化碳等气体的排放可以作为影响生产的“库存”纳入现有的增长模式中，人类活动的进行可以产生“流量”。 随着“流量”的逐渐引入，这些“库存”会发生变动，从而引起环境的变化。 应用这一构想，可以在人类活动、环境库存、环境变化及其经济效益之间建立因果关系。 建立这种关系后，就可以使用简单的极限分解法来考察温室气体的最佳排放量。

建立理论模型后，诺特豪斯及其合作者多年来基于大量资料，建立了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模型”——dice模型和Dice模型。 利用这两个模型，北屋等人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气候变暖的影响。 这一系列事业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解体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证据。

另外，诺德豪斯教授在气候变化研究方面很有名，但在政策主张方面，并不像许多同行学者那样过激。 典型的例子是与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 nicholas stern )的争论。 在气候变化的研究行业中，斯特恩教授因著名的《斯特恩报告》( stern review )而闻名。 该报告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严重性不亚于世界大战和大萧条。 这是因为为了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切断气候变暖的过程，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在斯特恩的报告中，诺德豪斯尖锐地批评说，由于高估了可能的气候变化威胁，他选择了明显过低的社会贴现率水平。 据他说，气候变暖当然有可能造成危害，但其影响远远低于斯特恩的估计。 这是因为，采取激进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显然是呛水造成的。 相比之下，使用征收碳税、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等市场化手段，可能会实现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

无论是制定“纯经济福利指标”，还是将气候变化融入增长中进行分解，应该说都是开创性的工作。 这几项事业为获得诺奖奠定了基础。

c .“奇点”的理性怀疑者

作为成长理论的研究者，诺特豪斯教授一直保持着慎重客观的研究态度。 他相信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进足以抵消资源和环境的限制，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进行，但他并不是盲目的技术迷。 对于技术能达到什么程度，他始终保持着慎重的态度。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增长停滞论”截然相反的乐观情绪日渐盛行。 有人认为，得益于先进技术，经济增长已接近“奇点”，此后经济将继续稳定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

那么，事实真的会这样吗？年，诺德豪斯说:“我们接近经济奇点了吗？ 》的实务论文中，从经验方面提出了疑问。 他首先指出，技术的迅速发展会产生所谓的“鲍尔效应”。 因为随着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成熟，它们的价格急剧下降，相关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也迅速下降。 这意味着新的技术部门难以支撑增长的全球化。 其次，尽管人们对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给予了很多希望，但并没有确实带来生产力的大幅提高。 再次，至少从美国的现实来看，目前的投资品价格并没有急速下跌，投资也没有急速增加的势头。 综合以上几点分析，诺德豪斯认为经济的“奇点”可能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