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制度”怎么成为了“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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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侯旭东

“制度”一词由来已久，司空见惯，“制度史”是近代以来产生的史学新分类。 古今都采用“制度”一词，其背后的含义是否一致？ 古人眼中的“制度”和现在的人所说的“制度史”一样吗？ 有整理的必要。

一、古人眼中的“制度”

今天，学术界常常将《通典》视为第一部制度通史，但如果将《制度史》的源头追溯到《通典》，就不容忽视。 杜佑心中的制度并不是与人、时、事隔离的孤立存在，在他看来，“经国礼法程制”无法轻易对“经国法程制”了解历代的废除。 杜佑在《进〈理道要诀〉表》中将《通典》中收录的文案统称为“事”。 唐人心中的“事”指的是非常宽广的事情，在今天的人眼里“制度”只是“过去的事”(故事)。

让我们来看看《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的文案比《通典》有所延伸，具体情况基本上跟随杜佑，从《史诗》和《论事》的说法来看，马端临也同样将《典章经制》纳入《事》统一拍摄。 制度与人事密切不分。

看完杜佑和马端临的看法后，我们来看看其他古人眼中的“制度”。 唐人孔颖达认为，制度为王者模仿天地运行而确立的规则，将确保人类世界有序运行。 孔颖达和程颐的解释都是“制度”本来是天道模仿，由王者或圣人创立，目的是让世界有序运行，但“节是制度”中的“制度”还保存着这个词动宾句的含义，在两人的解释中被名词化， 当然，古人心中的“制度”包含得非常广泛，从正朔、律历、礼乐到舆服、颜色等，都比今人的理解要丰富得多。

古文经学占统治地位后，《周礼》实际上成为“圣人立制”最集中的体现，无期的改革者常常回到《周礼》中寻找变革的依据，最有名的莫过于王莽、拓跋宏、苏绰、王安石。

根据《礼记礼运》，“设立制度”发端于“大道已隐、天下为家”小康阶段，是“城郭沟池以固、礼义为纪”下的无奈行为，时有不同，相当正常。 因此，在古人心中，按照天道之外的“制度”设置小康时代王朝的行动，只不过是所依赖的例行安排，总是有权利的，皇帝敕令和臣下的演奏章因时势而发生围绕制度的讨论和损益，内涵丰富，正如今天人所想象的那样。

确实，“制度”被独立分类，成为“史”，经过漫长的演变，从“典故”到“政书”，最终在20世纪才成为新史学中单独的专业史。 至少从宋代开始，《通典》被归类为“典故类”，被认为是“载古今制度沿革”的“非分类书”，关于这些制度沿革的论述和君臣为政的论述仍有一种，脱离了“政事”的范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根据金滘《秘阁书目》立“政书”类，将《通典》列为首位，视为前代关于国政朝章的故事，用途为后人取资前朝，视当时需要而定为损益依据。

今天人们理解的比较狭窄的“制度”和“制度史”的源头，是“通典”自以降形成的“典故”“政书”以前流传下来的，其内涵比汉代今文经济学家的看法精简得多，正朔、律历、服色、徽记 在这种变化的背后天人的感觉观念逐渐减弱。

二、“制度”为什么会变成“制度史”

进入20世纪后，知识界开始将《通典》视为与纪事不同的纪《制度》书。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杜君卿《通典》之作，无视纪律而规制制度，制度是全体国民的关系，也有沉重的。 前面什么都没有，杜创之”。 很明显，任公这里所说的“事”与“制度”的区别和对立，以及“制度”高于“事”的地位，都与杜佑表现相距甚远。 梁任公脑海中浮现的史学记述对象，已经人/事/制度鼎立，但在杜佑眼里，只不过是人/事两种。

这一微妙变化的背后，是19世纪中叶以来追求体制变革的史学研究中“制度”的意义和价值突起，“事”的内涵收缩，“制度”逐渐凌驾于“事”之上，获得更根本的意义，摆脱了原有的从属位置，走向自身。

西方的冲击，特别是甲午战败激烈地触动了清代的读书人，进一步推进历史学走向致用。 表现之一是关注文案的一些变化，一端是典制，掌故在空前备受重视。 19世纪末，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被认为对世用的典章制度史感兴趣，这个时候成了教授历史学的第一个项目”。 虽然当时没有“制度史”一词，但关注“典制”和“故事”，确实构成了“制度”独立成为历史崛起的内在来源之一。

西方的冲击不仅推动了时代人们对前代典故的重视，时局也激发了改革现实制度的要求。 1898年康有为发表《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立制改制之义在古文经兴起近两千年后消亡，借用圣人立言，暗中引用西方思想，表达变革的需要。 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庚子事变之后，“制度”和“变法改革”成为新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议题。

清朝新政改革学制后，中国史学的主要科目包括《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万国史学的辅助科目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史》，随意科目有《各国法制史》，法制史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制度史名目。 制度相关的课程和研究受到重视。 这一上承史学的经世转换，成为制度史发生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对时局认识的一些变化，与近代以来引入的政体观念和“专制”、“共和”、“立宪”等政体学说相呼应。 政体以前理解的“为政体要”跃进为一国政治凌驾于具体人物和事务之上的抽象结构，“政制”乃至通常的“制度”(宗法制度、家族制度、土地制度等)是不同政体相互区别、依次演化(或退化)的外在标志和根据 这些海外学子有很大的市场。 特别是留日的中国学生和康有为、梁启超、严姓、杨度等之间，在激烈讨论中国未来政体和变革方法时，一方面参考欧美、日本、俄罗斯、印度等的正反事例，另一方面大量反观中国古代，汲取证据。 各种制度成为论证各种观点的重要资源，在批判中国专制政体时，秦政特别是秦代以来的官制一旦涉及到首要目标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是否有必要进行社会革命，土地制度就成为讨论的核心之一。 在激烈讨论开国会时，地方自治也是讨论的焦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1904年7月出版的《官制会议》一书实际上开创了日后《制度史》的表现方法。 官制议员反对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主张，实际上赋予了“政体”根本性的意义。 这样的思想对话是“官制会议”贯穿古今中外官制，从“制度史”的角度阐述的现实原因。 这不是康有一人的想法，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多的共识。

另外，新史学的探索也已经开始，“制度”也成为了重要的议题。 在刘师培190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书中，“制度”排斥“事迹”占有突出地位。 在本书的设计中，“制度”已经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案崛起，呼应了梁启超的看法。

1908年7月，署名《蛤笑》的作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史学刍论》一文，作者提出新视角治疗历史，不像梁启超那样激进，但仍然认同正史的价值，对以前流传的史学的认识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名为《制度史》的论文和着作，据笔者不完全检索，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 1920年《妇女杂志》第6卷第9号刊有瑟庐的《娼妓制度史考》，或现见最早命名为“制度史”的文案。 以《制度史》为书名的著作，除吕思勉的4部制度小史于1929年发行外，此前还编纂了张慰慈编《英国选举制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北平:广业书社，1928年) 1930年以后，论文、著作越来越多，主题也更加多样，涉及财政、奴隶、家族、公会、考试、土地、仓库、兵役等。 除了中国学者的论坛之外，还包括一些译本。

制度作为专业史进入历史学行列，始于《历代刑法考》等实际上名不见经传的著作，以及上述以“制度史”为名的论坛，也见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1926-1927年)，但时尚

在这个系列的演讲中，梁启超对史学如何分类、如何研究进行了非常系统的论述。 他将史学分为“通史”和“专史”两类，指出“建立通史不是件容易的事件，专史做得不好，通史做得更好”。 如果各自创造了专业史的一部分，大家就会团结在一起，成为了最好的通史。” “专史”被分为“五类”。

人的专史。 是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

的专业史。 即旧史的笔记本末体

文物的专业史。 即旧史的书目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

地方专科史。 是旧史的方志体

断代的专科史。 是旧史的断代史体

梁启超把“文物专业史”放在五种“专业史”中最重要的地位，放在人/事上，在前引“新史学”中强调“制度”高于“事”的看法，“不可纵贯的分为多数专业史”

通过很多力量，到了20世纪20年代，制度史作为专业史几乎成型了。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一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中平/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