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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导、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复印件制作秦岭
采访:文汇报记者范昕
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了我国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好消息。 良渚古城遗址改写中华文明史也是改写世界文明史的重要发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带来了实证。 因此,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址的成功意义极大。 为此,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导,参与了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文案撰写的秦岭。 她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址成功的最大价值在于,我们从小所说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得到了国际认同和进一步宣传。
文汇报: 良渚古城遗址遗存成功的消息令人振奋。 在你看来,良渚古城遗址为什么能取得成功? 这样成功的意义是什么?
秦岭: 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登记,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信息。 《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于197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实施,中国从1985年开始正式成为成员国。 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入选的第55项世界遗产,这不仅是中国成为“世界遗产名录”数量的第一份功绩。 从更深的意义上说,就是我们从小所说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得到了国际的认同和进一步的宣传。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址的成功是众志成城和水到渠成的结果。 首先,这无疑是考古学家的功劳,是“长江三角洲”几代考古学家的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让天日重新看到了这个历史记载中不存在的“史前”文明。 如果没有1936年,施昕在良渚发掘出属于江南地区的黑陶文化,并在战火中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 如果没有70、80年代,从江苏草履山、寺脚、上海福泉山最终发现良渚的反山瑶山等多处良渚高等级墓地的挖掘,将会因为清宫旧藏的玉器正名而告知这些美丽的玉器属于新石器时代。 如果没有浙江考古学家们90年代莫角山宫殿的地基、新世纪以来古城墙的确认、水利系统的发现——没有上述80多年考古事业的积累,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何在? 所以,我认为这是世界遗产登记成功的主要原因。
对我们专业学术界来说,良渚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但对生活在世界、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来说,这个遗产也还不陌生。 没有将考古学家的发掘研究成果转化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专家和成员国认可的“世界遗产”的价值——在今天的遗产大会上,icomos (世界古迹遗址理事会)报告良渚项目后,10多个成员国争相表示支持和赞同良渚古城遗址。
在人口密度高、耕地面积大、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中国,考古遗迹尤为脆弱。 与世界其他地区以石材为中心的纪念碑式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强调非纪念碑式的礼制和社会秩序,以地下土遗址为中心的历史文明,需要额外的重视和保护。
文报告: 良渚古城是中国有史以来发现规模最大的一座古城,在世界同类遗迹中极为罕见,被誉为“中华第一城”。 良渚古城周边水利系统是迄今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水库系统,设计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第一水库”。 拥有都城结构齐全的良渚古城,从内到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周边水利系统。 如此美好的良渚古城遗迹,其核心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
秦岭: 从本体价值上说,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目前已知等级最高的权力和信仰中心,至少有三个不同层面的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该中心的形成是中国最早的“城乡领域”。 现在考古研究的成果,充分体现了这个历史上文明中心城市规划建设的整体过程。 考古学家早就认识到良渚遗址群内不同于常规村落的布局结构,相应的无疑是非常规农业村落的社会形态。 近十年的考古新发现和编年史序列的建立,进一步确定了这个权力中心的布局和规划过程。 良渚古城遗址的形成,可以说是其中心地位不断形成、固化、扩张的过程——如此清晰地揭示历史中心城市逐步形成的历史进程在东亚地区且时期的文化中实属罕见。
其次,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良渚社会整体的权力中心,在地理上不存在这种区位特征。 权力中心不是地理空之间的中心,这是良渚遗迹的特殊性,正是其价值所在。 遗迹群作为良渚文化中心,通过玉石资源和背后承载的信仰体系的控制管理实现社会权力,维护文化的统一性和社会结构的稳定。 这种区域文化中心的形成模式和机制对全球理解许多复杂的社会和早期文明/国家的多样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良渚古城遗址成为早期文明的中心,物质文化上的表现非常内化,是辐射式文明的核心。
文报告: 良渚古城遗址作为整个良渚文化的核心,如何影响着人类文明,留下了哪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秦岭: [/s2/]以良渚遗迹为代表的良渚文化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等各方面的成果,对后世文化和地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经济形态上,良渚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长江下游湿地稻作农业文明的发端。 这与中原和世界大部分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下发生的文明不同,有其独特之处。 良渚文化在稻作农业上的成就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乃至世界范围内,期文化具有唯一性和先进性。
第二,良渚在物质文化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一定是玉器。 良渚玉器的重要性需要放在不同的立场上说明。 从手工业技术上说,良渚玉器,可以说是历史上石制品制作技术所能达到的顶点。 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前提下,遗迹群内的反山、瑶山出土玉器取得的技术和艺术成果,具有世界唯一性。 从手工业经济模式来说,良渚玉器手工业达成的专门化程度,不仅仅是良渚纹样的统一性、玉器形制的规律性。 这个玉器成品的“标准化”,体现了玉材资源的管理和分配能力,技术和概念的精确传播也是当时社会组织分工达到的水平。 从玉器的功能上看,其他文化不像良渚,特别是良渚古城遗址那样,在墓葬内玉器的摆放上表现出较强的制度性。 通过玉制度表现社会身份,包括等级、性别、地域差异,这是发挥良渚社会特有的、最优的优势。 这反映了玉器在早期建立、维护和体现多种复杂的社会秩序中的功能,这个功能是其他中国新石器文化所不能充分体现的价值。
第三,良渚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贡献最大的,大概是从上述玉器功能派生的“藏礼于器”以前就流传下来了,是将这种“礼”体现在特定器物上的表现方法。 流传至今的中国新石器文明和青铜文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和结构的稳定性。 从更大范围的文化比较角度来看,西方纪念碑式仪式由来已久的形成,与东方宗庙式社会秩序的表现相对应,这种“藏”不外露的物质性是非常突出的东方价值观核心。
标题:“良渚古城遗址为什么能够成功申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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